（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

一、最近几个月，中央集中全力解决在新形势下面关于土地改革方面、关于工商业方面、关于统一战线方面、关于整党方面、关于新区工作方面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的问题，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偏向，而主要是“左”的偏向。我们党的历史情况表明，在我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而在我党和国民党分裂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左”的偏向。现在的“左”的偏向，主要的是侵犯中农，侵犯民族资产阶级，职工运动中片面强调工人眼前福利，对待地主和对待富农没有区别，对待地主的大中小、恶霸非恶霸没有区别，不按平分原则给地主留下必要的生活出路，在镇压反革命斗争中越出了某些政策界限，以及不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党派，不要开明绅士，在新解放区忽视缩小打击面（即忽视中立富农和小地主）在策略上的重要性，工作步骤上的急性病等。这些“左”的偏向，在过去大约两年的时间内，各解放区都或多或少地发生过，有时成了严重的冒险主义倾向。好在纠正这类偏向并不甚困难，几个月内已经大体上纠正过来了，或者正在纠正着。但须各级领导者着重用力才能彻底纠正此类偏向。右的偏向主要是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惧怕美国大量援蒋，对长期战争有些厌倦，对国际民主力量的强大的程度有些怀疑，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消灭封建制度，对党内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熟视无睹等。但这类偏向现在不是主要的，改正亦不困难。最近几个月，我党在战争、土地改革、整党整军、发展新区和争取民主党派等方面均有成绩，在这些工作中所发生的偏向有了着重的纠正，或正在纠正中，这样就可以使整个中国革命运动走上健全发展的轨道。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二、由于对美国和蒋介石存着某种幻想，对我党和人民具有足以战胜一切内外敌人的力量表示怀疑，并因此认为所谓第三条道路〔1〕尚有存在可能、将自己处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地位的某些民主人士，在国民党的突然的攻势之下，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最后终于在一九四八年一月间采用我党的口号，声明反蒋反美，联共联苏〔2〕。对于这些人，我们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的政策，对他们的某些错误观点则作适当的批评。在将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时，邀请他们一部分人参加政府工作是必要的和有益的。这些人的特点是从来不愿意接近劳动群众，又习惯于大城市的生活，不愿轻易到解放区来。虽然如此，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基础，即民族资产阶级，却有其重要性，不可忽视。因此，应当争取他们。估计要待我们有更大的胜利，夺取几个例如沈阳、北平、天津那样的城市，共产党胜、国民党败的形势业已完全判明以后，邀请他们参加中央人民政府，他们可能愿意来解放区和我们共事。

三、本年内，我们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因为时机还未成熟。在本年蒋介石的伪国大开会选举蒋介石当了总统〔3〕，他的威信更加破产之后，在我们取得更大胜利，扩大更多地方，并且最好在取得一二个头等大城市之后，在东北、华北、山东、苏北、河南、湖北、安徽等区连成一片之后，便有完全的必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其时机大约在一九四九年。目前我们正将晋察冀区、晋冀鲁豫区和山东的渤海区统一在一个党委（华北局）、一个政府、一个军事机构的指挥之下（渤海区也许迟一点合并），这三区包括陇海路以北、津浦路和渤海以西、同蒲路以东、平绥路以南的广大地区〔4〕。这三区业已连成一片，共有人口五千万，大约短期内即可完成合并任务。这样做，可以有力地支援南线作战，可以抽出许多干部输往新解放区。该区的领导中心设在石家庄。中央亦准备移至华北，同中央工作委员会〔5〕合并。

四、我南线各军，即山东兵团九个旅，苏北兵团七个旅，河淮间兵团二十一个旅，豫鄂陕兵团十个旅，江淮汉水间兵团十九个旅，西北兵团十二个旅，晋南豫北兵团十二个旅，除江淮汉水间刘邓兵团的主力因白崇禧集中兵力向大别山进攻〔6〕，未获休整，到二月底才抽出一部到淮河以北休整外，其余各兵团均在十二月至二月间作了休整。这是过去二十个月作战中的第一次大休整。这次休整，采取群众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查阶级成分，查工作，查斗志）和群众性练兵（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方法，发动了全军指挥员战斗员的高度的革命积极性，教好了或清除了一部分军队中的地主、富农分子或坏分子，提高了纪律，讲明了土地改革中的各项政策、对待工商业和知识分子的政策，发扬了军队中的民主作风，提高了军事技术和战术。这样就使得我军极大地增长了战斗力。现在除刘邓兵团的一部尚在休整外，各兵团均已于二月底三月初先后开始新的作战行动，并在两星期内歼敌九个旅。北线各军，即东北兵团四十六个旅、晋察冀兵团十八个旅、晋绥兵团两个旅，在冬季则大部作战，一部休整。东北兵团，利用辽河结冰，举行了三个月作战，歼敌八个旅，争取敌一个旅起义，攻占彰武、法库、新立屯、辽阳、鞍山、营口和四平街，并收复吉林。该兵团现已开始休整。俟休整完毕，或打长春，或打北宁路上之敌。晋察冀兵团休整一个多月，现已向平绥线行动。晋绥兵团数量较小，其主要任务是对阎锡山起钳制作用。总计我军现有南北两线大小十个兵团，正规兵力已达五十个纵队（等于国民党的整编师），一百五十六个旅（等于国民党的整编旅），一百三十二万二千余人，平均每旅（三个团）人数八千左右。此外，尚有非正规军，包括地方兵团、部队、游击队、后方军事机关、军事学校等在内，一百一十六万八千余人（其中作战部队占八十万人），全军总计为二百四十九万一千余人。而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以前，我们只有正规军二十八个纵队，一百一十八个旅，六十一万二千余人，平均每旅（三个团）人数不足五千；加上非正规军六十六万五千余人，总计一百二十七万八千余人。可以看出，我们的军队现在是壮大了。旅的数目增加不多，每旅的人数却大为增加。经过二十个月作战，战斗力亦大为增加。

五、国民党的正规军，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至去年夏季，是九十三个师，二百四十八个旅，现在则有一百零四个师，二百七十九个旅的番号。其分布是：北线二十九个师，九十三个旅（沈阳卫立煌十三个师，四十五个旅；北平傅作义十一个师，三十三个旅；太原阎锡山五个师，十五个旅），约五十五万人。南线六十六个师，一百五十八个旅（郑州顾祝同三十八个师，八十六个旅；九江白崇禧十四个师，三十三个旅；西安胡宗南十四个师，三十九个旅），约一百零六万人。第二线九个师，二十八个旅（西北区，包括兰州以西地区，四个师，八个旅；西南区，包括川、康、滇、黔，四个师，十个旅；东南区，包括长江以南诸省，八个旅；台湾，一个师，两个旅），约十九万六千人。国民党正规军番号增加的原因，是因为国民党军大量被我军歼灭，并由战略攻势转入战略守势之后，甚感兵力不足，因此将大量地方部队和伪军升级或编组为正规军，计北线卫立煌系统增加三个师，十四个旅；傅作义系统增加两个师，六个旅；南线顾祝同系统，增加六个师，九个旅；胡宗南系统，增加两个旅；共计增加十一个师，三十一个旅。因此，国民党军现在不是九十三个师，而是一百零四个师，不是二百四十八个旅，而是二百七十九个旅。但是第一，最近几个月（至三月二十日为止）被我歼灭的六个师，二十九个旅，只有空番号，尚未来得及重建或补充，也许有一部分永远无法重建或补充了，因此，国民党军在实际上现在只有九十八个师，二百五十个旅，比之去年夏季以前只多了五个师的番号和二个实际的旅。第二，现在实有的二百五十个旅中，只有一百十八个旅未受过我军歼灭性的打击，其余一百三十二个旅，或者被我军歼灭过一次、二次，甚至三次，然后补充起来的；或者是受过我军一次、二次，甚至三次歼灭性打击的（以旅为单位，全体被消灭，或大部被消灭者，称为被歼灭；一个团以上被消灭，但其主力未受损失者，称为受歼灭性打击），其士气和战斗力甚为低落。在未受歼灭性打击的一百十八个旅中，有一部分是在第二线训练的新兵，有一部分是从地方部队和伪军升级或编组的，战斗力很弱。第三，国民党军队的数量也减少了。一九四六年七月以前，其正规部队二百万人，非正规部队七十三万八千人，特种部队三十六万七千人，海空部队十九万人，后勤机关、学校一百零一万人，总计四百三十万五千人。而在一九四八年二月，他的正规部队一百八十一万人，非正规部队五十六万人，特种部队二十八万人，海空部队十九万人，后勤机关、学校八十一万人，总计三百六十五万人，即是说，减少了六十五万五千人。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一月的十九个月中，我军共消灭国民党军队一百九十七万七千人（二月和三月上半月尚未统计好，大约有十八万人左右），即是说，国民党不但将其在过去作战期间所动员参军的一百余万新兵消耗了，而且大量消耗了它原有的兵力。在此种形势下，国民党采取和我们相反的方针，不是充实各旅人员的数目，而是减少旅的人员，增加旅的番号。国民党军在一九四六年平均每旅差不多有八千人，而在现在则平均每旅只有六千五百人左右。今后我军占地日广，国民党军兵源粮源日益缩小，估计再打一个整年，即至明年春季的时候，敌我两军在数量上可能达到大体上平衡的程度。我们的方针是稳扎稳打，不求速效，只求平均每个月消灭国民党正规军八个旅左右，每年消灭敌军约一百个旅左右。事实上，从去年秋季以后，超过了这个数目；今后可能有更大的超过。五年左右（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7〕。

六、目前南北两线敌军在两个地区尚有较大的机动兵力，可以举行战役性的进攻，使那里的我军暂时处于困难地位。其一，即大别山，有约十四个机动旅。其二，淮河以北地区，有约十二个机动旅。在这两区，国民党军还有主动权（淮河以北地区，由于我抽出九个主力旅开至黄河以北休整，准备使用于其他方面，故国民党军有了主动权）。其余一切战场的敌军，全是被动挨打。具有对我特别有利形势的战场是东北、山东、西北、苏北、晋察冀、晋冀鲁豫和郑汉路〔8〕以西、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

注 释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通报。在这以后，中共中央就离开陕甘宁边区，经晋绥解放区进入晋察冀解放区，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到达河北省西部平山县的西柏坡村。

〔1〕见本卷《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注〔12〕。

〔2〕一九四七年十月，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强制民盟总部宣布解散。当时，其他民主党派也都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不能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活动。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李济深等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一月五日，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恢复民盟总部，继续进行政治斗争。这两个党派当时都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时局的主张，发表宣言，主张联合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反对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

〔3〕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一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召集“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统”，李宗仁为“副总统”。

〔4〕一九四八年五月，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实行合并，改称华北解放区，同时成立了中共华北中央局、华北军区。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也联合办公。同年八月，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边区政府正式合并，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山东的渤海区仍属中共华东中央局管辖。

〔5〕见本卷《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注〔4〕。

〔6〕白崇禧开始进攻大别山地区的时间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进攻的兵力共三十三个旅。

〔7〕五年左右消灭国民党全军，这是当时的预计。后来，这个时间缩短为三年半左右。参见本卷《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

〔8〕指平汉路郑州至武汉段。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

同志们，今天我想讲的，主要地是一些和晋绥工作有关的问题，然后讲到一些和全国工作有关的问题。

一

我认为，在过去一年内，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领导的区域内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是成功的。

这是从两方面来看的。一方面，晋绥的党组织反对了右的偏向，发动了群众斗争，在全区三百多万人口的二百几十万人口中，完成了或者正在完成着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另一方面，晋绥的党组织又纠正了在运动中发生的几个“左”的偏向，因而使全部工作走上了健全发展的轨道。从这两方面来看，晋绥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我认为是成功的。

“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封建了，再也不敢厉害了，再也不敢贪污了。”这是晋绥人民的话。这是晋绥人民对于我们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所做的结论。他们说“再也不敢封建了”，就是说，我们领导他们发动了斗争，消灭了或者正在消灭着新区的封建剥削制度和老区半老区的封建剥削制度的残余。他们说“再也不敢厉害了，再也不敢贪污了”，就是说，在我们的党和政府的组织内，过去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成分不纯或者作风不纯的严重现象，许多坏分子混入了党和政府的组织内，许多人发展了官僚主义的作风，仗势欺人，用强迫命令的方法去完成工作任务，因而引起群众不满，或者犯了贪污罪，或者侵占了群众的利益，这些情况，经过过去一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

“过去对于我们是致命的东西，现在去掉了。过去没有的东西，现在有了。”这是在座同志们中有一位同志对我说的。他所说的致命的东西，就是指的存在于党和政府组织内的成分不纯或作风不纯并因而引起群众不满的严重现象。这种现象，现在是根本上去掉了。他所说的过去没有而现在有了的东西，就是指的贫农团、新农会、区村人民代表会议，以及由于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所造成的农村中面目一新的气象。

这些反映，我以为是合乎实际的。

这就是晋绥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伟大的成功。这是成功的第一个方面。在这个基础上，晋绥的党组织才能够在过去一年内完成巨大的军事勤务，支援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假使没有成功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要完成这样大的军事任务，那是困难的。

另一方面，晋绥的党组织纠正了在工作中发生的几个“左”的偏向。这主要地是三个偏向。第一，在划分阶级成分中，在许多地方把许多并无封建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劳动人民错误地划到地主富农的圈子里去，错误地扩大了打击面，忘记了我们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可能和必须团结农村中户数百分之九十二左右，人数百分之九十左右，即全体农村劳动人民，建立反对封建制度的统一战线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战略方针。现在，这项偏向已经纠正了。这样，就大大地安定了人心，巩固了革命统一战线。第二，在土地改革工作中侵犯了属于地主富农所有的工商业；在清查经济反革命的斗争中，超出了应当清查的范围；以及在税收政策中，打击了工商业。这些，都是属于对待工商业方面的“左”的偏向。现在，这些偏向也已纠正，使工商业获得了恢复和发展的可能。第三，在过去一年的激烈的土地改革斗争中，晋绥的党组织没有能够明确地坚持我党严禁乱打乱杀的方针，以致在某些地方的土地改革中不必要地处死了一些地主富农分子，并给农村中的坏分子以乘机报复的可能，由他们罪恶地杀死了若干劳动人民。我们认为，经过人民法庭和民主政府，对于那些积极地并严重地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和破坏土地改革工作的重要的犯罪分子，即那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和恶霸分子，判处死刑，是完全必要和正当的。不如此，就不能建立民主秩序。但是，对于一切站在国民党方面的普通人员，一般的地主富农分子，或犯罪较轻的分子，则必须禁止乱杀。同时，在人民法庭和民主政府进行对于犯罪分子的审讯工作时，必须禁止使用肉刑。过去一年中，晋绥在这方面曾经发生的偏向，现在也已纠正了。

在认真地纠正了上述一切偏向之后，我们可以有证据地来说，在晋绥中央分局领导下面的全部工作，现在已经走上了健全发展的轨道。

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

关于整理党的基层组织的工作，你们已经根据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1〕，采用晋察冀解放区平山县的整党经验，即是邀集党外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党的支部会议，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借以改变党的组织的成分不纯或者作风不纯的现象，使党和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起来。你们这样做，将使你们有可能健全地完成对于党的组织的全部整理工作。

对于那些犯了错误但是还可以教育的、同那些不可救药的分子有区别的党员和干部，不论其出身如何，都应当加以教育，而不是抛弃他们。你们已经执行了或者正在执行着这个方针，这也是对的。

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在贫农团和农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区村（乡）两级人民代表会议，是一项极可宝贵的经验。只有基于真正广大群众的意志建立起来的人民代表会议，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会议。这样的人民代表会议，现在已有可能在一切解放区出现。这样的人民代表会议一经建立，就应当成为当地的人民的权力机关，一切应有的权力必须归于代表会议及其选出的政府委员会。到了那时，贫农团和农会就成为它们的助手。我们曾经打算在各地农村中，在其土地改革任务大致完成以后再去建立人民代表会议。现在你们的经验以及其他解放区的经验，既已证明就在土地改革斗争当中建立区村两级人民代表会议及其选出的政府委员会，是可能的和必要的，那末，你们就应当这样做。在一切解放区，也就应当这样做。在区村两级人民代表会议普遍地建立起来的时候，就可以建立县一级的人民代表会议。有了县和县以下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县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就容易建立起来了。在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中，必须使一切民主阶层，包括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工商业者以及开明绅士，尽可能地都有他们的代表参加进去。当然不是勉强凑数，而是要分别有市镇的农村和没有市镇的农村，分别市镇的大小，分别城市和农村，自然地而不是勉强地实现这个联合一切民主阶层的任务。

在土地改革和整党的伟大的群众斗争中，教育了和产生了成万的积极分子和工作干部。他们是联系群众的，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极可宝贵的财富。今后应当加强对于他们的教育，使他们在工作中不断地获得进步。同时，应当向他们提出警告，决不可以因为成功，因为受到奖励，而骄傲自满。

由于这一切，由于上述各方面的成功，应当说，晋绥解放区现在是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巩固了。在其他解放区，凡是这样做了的，也就同样地巩固了。

二

晋绥解放区获得上述成功的原因，就领导方面来说，主要的是：（甲）在去年春季刘少奇同志的当面指示和去年春夏康生同志在临县郝家坡行政村的工作的帮助之下，晋绥分局在去年六月召开了地委书记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批判了过去工作中存在着的右的偏向，彻底地揭发了各种离开党的路线的严重现象，决定了认真地发动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方针。这个会议是基本上成功的。假如没有这个会议，这样大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成功是不可能的。这个会议的缺点是：没有按照老区半老区和新区的不同的情况决定不同的工作方针；在划分阶级成分的问题上采取了过左的方针；在如何消灭封建制度的问题上太注重了清查地主的地财；以及在对待群众要求的问题上缺乏清醒的分析，笼统地提出了“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的口号。关于这后一个问题，即党和群众的关系的问题，应当是：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地委书记会议仅仅强调了党应当执行群众意见的方面，而忽视了党应当教育群众和领导群众的方面，以致给了后来某些地区的工作同志以不正确的影响，助长了他们的尾巴主义错误。（乙）晋绥分局在今年一月采取了纠正“左”的偏向的适当的步骤。这个步骤是在分局同志参加中央十二月会议〔2〕回来以后实行的。分局为此发出了五项指示〔3〕。这一纠正偏向的步骤，如此适合群众的要求，又执行得如此迅速和彻底，在短时期内，几乎一切“左”的偏向都已纠正过来了。

三

晋绥的党组织在抗日时期的领导路线，是基本上正确的。这表现在实行了减租减息，相当地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和家庭纺织业、军事工业和一部分轻工业，建立了党的基础，建立了民主政府，建立了近十万人的人民军队，因而就能依据这些工作作基础，进行了胜利的抗日战争，并打退了阎锡山等反动派的进攻。当然，这个时期的党和政府是有缺点的，这就是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明白的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的成分不纯或者作风不纯，以及由此产生的许多工作上的不良现象。但是，就总的情形说来，抗日时期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这就给了我们在日本投降以后能够据以打败蒋介石的反革命进攻的有利条件。抗日时期，晋绥党组织的领导方面的缺点或错误，主要地是未能依靠最广大的群众克服党内和政府内在某种程度上的成分不纯或者作风不纯，以及由此产生的工作中的不良现象；这个任务，留给了你们到现在来完成。那时的晋绥的某些领导同志，缺乏对于党和群众的许多真实情况的了解，是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之一。这一点，也是同志们应当引为教训的。

四

今后晋绥党组织的任务，是用极大的努力，继续完成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继续发展和支援人民解放战争，不再加重人民负担，并酌量减轻人民负担，恢复和发展生产。你们现在正在开生产会议。在目前数年内，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目的是一方面改善人民的生活，一方面支援人民解放战争。你们有广大的农业和手工业，也有一部分使用机器的轻工业和重工业。希望你们好好地领导这些生产事业，否则就不能算作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农业方面，过去被官僚主义分子所把持的、对于人民群众有害无益的那些变工队和合作社〔4〕都垮台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并且是毫不可惜的。你们的任务，是在于细心地保存和发展那些为人民群众所拥护的变工队、合作社和其他必要的经济组织，并推广这样的组织于各地。

五

全国的形势，是同志们所关心的。自从去年党的全国土地会议〔5〕决定采取新的方针，展开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以后，差不多在一切解放区都召开了有关整党和土地改革的大的干部会议，批判了存在于党内的右倾思想，揭发了党内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的成分不纯或者作风不纯的严重现象。而在以后，在许多地区，又采取适当的步骤，纠正了或者正在纠正着“左”的偏向。这样，就使我党在全国的工作，在新的政治形势和政治任务之下，走上了健全发展的轨道。差不多一切人民解放军的部队，在最近几个月内，都利用了战争的空隙，实行了大规模的整训。这种整训，是完全有领导地和有秩序地采用民主方法进行的。由此，激发了广大的指挥员和战斗员群众的革命热情，明确地认识了战争的目的，清除了存在于军队中的若干不正确的思想上的倾向和不良现象，教育了干部和战士，极大地提高了战斗力。这种民主的群众性的新式的整军运动，今后必须继续进行。你们可以清楚地看见，我们所实行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整党、整军和土地改革工作，我们的敌人国民党是一样也不能实行的。在我们方面，是如此认真地纠正自己的缺点，把我们的全党全军团结得差不多像一个人一样，使全党全军和人民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有效地执行着我党中央所规定的一切政策和策略，胜利地进行着人民的解放战争。在我们的敌人方面，则一切相反。他们是那样腐化，那样充满日益增多的无法解决的内部争吵，那样被人民唾弃而陷于完全的孤立，打了那样多的败仗，因此他们就必不可免地走向灭亡。这就是中国革命和反革命的互相对比的全部形势。

在这种形势下面，全党同志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说，这个革命不能由任何别的阶级和任何别的政党充当领导者，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充当领导者。这就是说，由参加这个革命的人们所组成的统一战线是十分广大的，这里包括了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地主阶级分裂出来的一部分开明绅士，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民大众。由这个人民大众所建立的国家和政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各民主阶级联盟的民主联合政府。这个革命所要推翻的敌人，只是和必须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些敌人的集中表现，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同盟者及其统治的基础。因此，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土地改革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只能和必须是贫农。这个贫农阶层，和雇农在一起，占了中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土地改革的主要的和直接的任务，就是满足贫雇农群众的要求。土地改革必须团结中农，贫雇农必须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中农结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不这样做，贫雇农就会陷于孤立，土地改革就会失败。土地改革的一个任务，是满足某些中农的要求。必须容许一部分中农保有比较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谁要是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那就是错误的。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土地改革的对象，只是和必须是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剥削制度，不能侵犯民族资产阶级，也不要侵犯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特别注意不要侵犯没有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中农、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和新式富农。土地改革的目的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即消灭封建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因此，对地主必须分给和农民同样的土地财产，并使他们学会劳动生产，参加国民经济生活的行列。除了可以和应当惩办那些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的查有实据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和恶霸分子以外，必须实行对一切人的宽大政策，禁止任何的乱打乱杀。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应当是有步骤的，即是说，有策略的。必须依据环境所许可的情况，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决定发动斗争的策略，不要企图在一个早上消灭全部的封建剥削制度。土地改革的总的打击面，根据中国农村封建剥削制度的实际情况，一般地不能超过农村户数百分之八左右，人数百分之十左右。而在老的和半老的解放区内，此项数目还要减少。离开实际情况，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是危险的。在新区，还必须分地区，分阶段。分地区，是说应当集中力量在那些可以巩固地占领的区域进行适当的合乎当地群众要求的土地改革工作；而在那些暂时尚难巩固地占领的区域，则不要忙于进行土地改革，而只做一些可以做的按照当前情况有利于群众的工作，以待情况的变化。分阶段，是说在人民解放军刚才占领的区域，应当提出和实行中立富农和中立中小地主的策略，将打击面缩小到只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装和打击豪绅恶霸分子。应当集中一切力量去完成这个任务，作为新区工作的第一个阶段。然后，依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被提高了的情况，逐步地发展到消灭全部封建制度的阶段。在新区，分浮财和分土地，均必须在环境比较安定和绝大多数群众充分发动之后，否则就是冒险的，靠不住的，有害无益的。在新区，必须充分地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所谓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制度，就是说，必须分别地主和富农，分别地主的大中小，分别地主富农中的恶霸分子和非恶霸分子，在平分土地、消灭封建制度的大原则下面，不是一律地而是有所分别地决定和实行给予这些不同情况的人们以不同的待遇。在我们这样做了的时候，人们就会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发展农业生产，是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只有消灭封建制度，才能取得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在任何地区，一经消灭了封建制度，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党和民主政府就必须立即提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任务，将农村中的一切可能的力量转移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面去，组织合作互助，改良农业技术，提倡选种，兴办水利，务使增产成为可能。农村党的精力的最大部分，必须放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和市镇上的工业生产上面。为了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和市镇上的工业生产，在消灭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必须注意尽一切努力最大限度地保存一切可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采取办法坚决地反对任何人对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破坏和浪费，反对大吃大喝，注意节约。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劝告农民在自愿原则下逐步地组织为现时经济条件所许可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各种生产的和消费的合作团体。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目的。

同志们知道，我党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但是，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各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

让我再说一遍：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注 释

〔1〕中共中央的这个指示，是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发出的。这个指示总结了解放区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的经验，规定了老区半老区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的一系列的政策和方法，着重地纠正了某些地区在这两项工作中曾经发生的“左”的偏向。

〔2〕十二月会议，见本卷《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题解。

〔3〕指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发出的《关于改正错订成分与团结中农的指示》。指示内容共分五项。其要点是：（一）由于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不明确，在农民自发的要求下，将不少人错订为破产地主和富农，特别是将富裕中农错订为富农，影响了对中农的团结，这是错误的。（二）对上述错误应采取适当步骤，坚决地说服农民加以改正。对于已取出的财物，应作适当的退还。（三）向农民和干部说明，划分阶级成分，应以剥削关系为唯一标准。成分错订者应该改正。（四）掌握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的原则。在农民代表会议中，在农会领导机关中，使中农占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比例，并在税收中、土地改革中，照顾他们的利益。（五）对于党在农村中的阶级政策，负责干部应认真研究。按照党对中农的政策，凡属错误，都要改正；同时必须通过群众去进行改正。在发出上述五项指示的同时，晋绥分局又发出了《关于保护工商业的指示》，纠正在土地改革中侵犯工商业的偏向。

〔4〕这里是指供销合作社。

〔5〕参见本卷《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注〔7〕。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

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我们正在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有关土地改革的各项政策，都应当在报上发表，在电台广播，使广大群众都能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这和打仗一样，要打好仗，不光要干部齐心，还要战士齐心。陕北的部队经过整训诉苦以后，战士们的觉悟提高了，明了了为什么打仗，怎样打法，个个磨拳擦掌，士气很高，一出马就打了胜仗。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在我们一些地方的领导机关中，有的人认为，党的政策只要领导人知道就行，不需要让群众知道。这是我们的有些工作不能做好的基本原因之一。我党二十几年来，天天做群众工作，近十几年来，天天讲群众路线。我们历来主张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大家动手，反对只依靠少数人发号施令。但是在有些同志的工作中间，群众路线仍然不能贯彻，他们还是只靠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做工作。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做一件事情，总不愿意向被领导的人讲清楚，不懂得发挥被领导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他们主观上也要大家动手动脚去做，但是不让大家知道要做的是怎么一回事，应当怎样做法，这样，大家怎么能动起来，事情怎么能够办好？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上当然要从思想上进行群众路线的教育，同时也要教给同志们许多具体办法。办法之一，就是要充分地利用报纸。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

同志们是办报的。你们的工作，就是教育群众，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办报和办别的事一样，都要认真地办，才能办好，才能有生气。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我们的报上天天讲群众路线，可是报社自己的工作却往往没有实行群众路线。例如，报上常有错字，就是因为没有把消灭错字认真地当做一件事情来办。如果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报上有了错字，就把全报社的人员集合起来，不讲别的，专讲这件事，讲清楚错误的情况，发生错误的原因，消灭错误的办法，要大家认真注意。这样讲上三次五次，一定能使错误得到纠正。小事如此，大事也是如此。

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的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当着群众还不觉悟的时候，我们要进攻，那是冒险主义。群众不愿干的事，我们硬要领导他们去干，其结果必然失败。当着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我们不前进，那是右倾机会主义。陈独秀机会主义〔1〕的错误，就是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不能领导群众前进，而且反对群众前进。这些问题有许多同志还不懂得。我们的报纸要好好地宣传这些观点，使大家都能明白。

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同志们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往往不懂事，对于实际事物往往没有经历，或者经历很少。你们对于一九三三年制订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小册子，就看不大懂；这一点，农民比你们强，只要给他们一说就都懂得了。崞县〔2〕两个区的农民一百八十多人，开了五天会，解决了分配土地中的许多问题。假如你们的编辑部来讨论那些问题，恐怕两个星期也解决不了。原因很简单，那些问题你们不懂得。要使不懂得变成懂得，就要去做去看，这就是学习。报社的同志应当轮流出去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参加一个时期的土地改革工作，这是很必要的。在没有出去参加群众工作的时候，也应当多听多看关于群众运动的材料，并且下工夫研究这些材料。我们练兵的口号是：“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战士们有很多打仗的实际经验。当官的要向战士学习，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他的本领就大了。报社的同志也要经常向下边反映上来的材料学习，慢慢地使自己的实际知识丰富起来，使自己成为有经验的人。这样，你们的工作才能够做好，你们才能担负起教育群众的任务。

《晋绥日报》在去年六月的地委书记会议以后，有很大进步。内容丰富，尖锐泼辣，有朝气，反映了伟大的群众斗争，为群众讲了话。我很愿意看它。但是从今年一月开始纠正“左”的偏向以后的这一时期，你们的报纸却有点泄气的样子，不够明确，不够泼辣，材料也少了，使人不大想看。你们现在正在检查工作，总结经验，这样很好。总结了反右反“左”的经验，使头脑清醒起来，你们的工作就会有改进。

《晋绥日报》在去年六月以后进行的反对右倾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在反右倾的斗争中，你们作得很认真，充分地反映了群众运动的实际情况。对于你们认为错误的观点和材料，你们采用编者按语的形式加以批注。你们的批注后来也有缺点，但是那种认真的精神是好的。你们的缺点主要是把弓弦拉得太紧了。拉得太紧，弓弦就会断。古人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3〕现在“弛”一下，同志们会清醒起来。过去的工作有成绩，但也有缺点，主要是“左”的偏向。现在作一次全面的总结，纠正了“左”的偏向，就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来。

在我们纠正偏差的时候，有的人把过去的工作看得毫无成绩，认为完全错了。这是不对的。这些人没有看到，党领导了那么多的农民得到土地，打倒了封建主义，整顿了党的组织，改进了干部的作风，现在又纠正了“左”的偏向，教育了干部和群众。这不是很大的成绩吗？对于我们的工作，对于群众的事业，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不应当否定一切。过去发生“左”的偏向，是因为大家没有经验。没有经验，就难免要犯错误。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要有一个过程。去年六月到现在的短短时期内，经过反右和反“左”的斗争，使大家都知道了反右、反“左”是怎么一回事。没有这样一个过程，大家是不会知道的。

经过检查工作、总结经验以后，我相信，你们的报纸会办得更好。应当保持你们报纸的过去的优点，要尖锐、泼辣、鲜明，要认真地办。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就需要这种战斗的风格。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

注 释

〔1〕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4〕。

〔2〕崞县，今山西省原平县。

〔3〕参见《礼记·杂记下》。原文是：“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文武，指周文王、周武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