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二月八日）

四日电悉。你们加紧整训，准备提前一个月出动〔1〕，甚好。望照此去做，不要放松。但在实际上，三月仍须整训，并须着重学习政策，准备接收并管理大城市。今后将一反过去二十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中善于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善于对付资产阶级，善于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善于动员和组织青年，善于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善于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善于处理外交事务，善于处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问题，善于调剂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他必需品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总之，过去军队干部和战士们所不熟悉的一切城市问题，今后均应全部负担在自己的身上。你们前进，要占领四五个省的地区，除城市外，还有广大乡村的工作要你们去做。南方乡村，因为完全是新区，和北方老区的工作根本不同。头一年还不能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大体上只能照原样交租交息。要在此种条件下去进行乡村工作。因此，乡村工作，也得从新学习。但是，乡村工作和城市工作比较起来，是易于学习的。城市工作则较为困难，而又是目前学习的最主要方面。如果我们的干部不能迅速学会管理城市，则我们将会发生极大困难。因此，你们必须在二月处理其他一切问题，而在三月一个整月内，全部学习城市工作和新区工作。国民党只有一百几十万军队，散布在广大地方。当然还有许多仗要打，但是像淮海战役〔2〕那样大规模作战的可能性就不多了，或者简直可以说是没有了，严重的战争时期已经过去了。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在这一点上决不能松气，如果松气，那就是错误的。但是，军队变为工作队，现在已经要求我们这样提出任务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提出此种任务，并下决心去做，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我们现在正在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随军南下，但是这个数目很小。占领八九个省、占领几十个大城市所需要的工作干部，数量极大，这主要依靠军队本身自己解决。军队就是一个学校，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等于几千个大学和中学，一切工作干部，主要地依靠军队本身来解决。此点，你们必须有明确的认识。既然严重的战争基本上已经过去，则军队人数和装备的补充，以达到适当程度为宜，决不可要求太多、太好、太完备，以至引起财政危机。这一点，你们亦必须严重考虑。上述方针，完全适用于第四野战军，请林彪、罗荣桓同志同样注意。我们已和康生同志谈了许多，请他于十二日赶到你们处，和你们会商。你们意见如何及如何处置，会商后请即电告。华东局华东军区机构，立即移至徐州同总前委〔3〕和第三野战军前委一同工作，集中精力布置南进。一切后方工作交山东分局负责。

注 释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写的复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的电报。这个电报，同时发给其他有关的野战军和有关的中央局。这个电报估计到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严重的战争时期已经过去，因而及时地提出了人民解放军不但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必须是一个工作队，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主要地要担负工作队的任务。这个方针，对当时新解放区干部问题的解决和人民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关于人民解放军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性质，参看本卷《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的第二部分。

〔1〕指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准备把渡江作战的行动由一九四九年四月提前到三月。后来由于同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时间又延至四月下旬。

〔2〕见本卷《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注〔1〕。

〔3〕为适应淮海战役作战的需要，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统一领导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执行领导淮海前线军事和作战的职权。淮海战役后，中央军委又作出决定，在渡江作战中，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和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五日）

国民党反动统治崩溃的速度，比人们预料的要快。现在距离解放军攻克济南只有四个多月，距离攻克沈阳只有三个多月，但是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宣传上的一切残余力量，却已经陷于不可挽救的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状态。国民党统治的总崩溃开始于北线的辽沈战役〔1〕、平津战役〔2〕和南线的淮海战役〔3〕期间，这三个战役使国民党在去年十月初至今年一月底的不足四个月中丧失约一百五十四万多人，包括国民党正规军一百四十四个整师。国民党统治总崩溃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伟大胜利的必然结果，但是国民党及其美国主人的“和平”叫嚣，对于促进国民党崩溃一事，也起了相当的作用。国民党反动派从今年一月一日开始搬起的一块名叫“和平攻势”的石头，原想用来打击中国人民的，现在是打在他们自己的脚上了。或者说得正确些，是把国民党自己从头到脚都打烂了。除了傅作义将军协助人民解放军已经和平地解决了北平问题以外，各地希望和平解决的还大有人在。美国人站在一旁发干急，深恨其儿子们不争气。其实，和平攻势这个法宝出产于美国工厂，还在大半年以前就由美国人送给了国民党。司徒雷登〔4〕本人曾经泄露了这个秘密。他在蒋介石发出所谓元旦文告以后，曾告中央社记者说，这是“我过去所一直亲自努力以求的东西”。据美国通讯社称，该记者因发表了这段“不得发表”的话而丢了饭碗。蒋介石集团长期地不敢接受美国人的这个命令，其理由，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一项指示中说得很明白：“我如不能战，即亦不能和。我如能战，则言和又徒使士气人心解体。故无论我能战与否，言和皆有百害而无一利。”国民党当时发出这个指示，是因为国民党的其他派别已经在主张言和了。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白崇禧及其指导下的湖北省参议会向蒋介石提出了“和平解决”的问题〔5〕，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在今年一月一日发布在五个条件〔6〕下进行和谈的声明。蒋介石希望从白崇禧手里夺回和平攻势的发明权，并在新的商标下继续其旧的统治。蒋介石于一月八日派张群到汉口去要求白崇禧的支持，同日向美英法苏四国政府要求干涉中国的内战〔7〕。但是这些步骤全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在一月十四日的声明，致命地击破了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使蒋介石在一个星期以后不得不“引退”到幕后去。虽然蒋介石、李宗仁和美国人对于这一手曾经作过各种布置，希望合演一出比较可看的双簧，但是结果却和他们的预期相反，不但台下的观众愈走愈稀，连台上的演员也陆续失踪。蒋介石在奉化仍然以“在野地位”继续指挥他的残余力量，但是他已丧失了合法地位，相信他的人已愈来愈少。孙科的“行政院”自动宣布“迁政府于广州”，它一面脱离了它的“总统”“代总统”，另一面也脱离了它的“立法院”“监察院”。孙科的“行政院”号召战争〔8〕，但是进行战争的“国防部”却既不在广州，也不在南京，人们只知道它的发言人在上海。这样，李宗仁在石头城上所能看见的东西，就只剩下了“天低吴楚，眼空无物”〔9〕。李宗仁自上月二十一日登台到现在下过的命令，没有一项是实行了的。虽然国民党已经没有一个“全面”的“政府”，虽然许多地方都在进行着局部和平的活动，但是国民党死硬派却在反对局部和平而要求所谓“全面和平”，其目的就是取消和平，妄想再战；他们深怕局部和平的活动蔓延起来，至于不可收拾。以一个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国民党而要求所谓“全面和平”的滑稽剧，在本月九日上海伪国防部政工局长战争罪犯邓文仪的一篇声明中，达到了高峰。邓文仪和孙科一样，推翻了上月二十二日李宗仁关于以中共的八项和平条件〔10〕为谈判基础的声明，而要求所谓“平等的和平，全面的和平”，否则“不惜牺牲一切，与共党周旋到底”。但是邓文仪没有说出在今天他的对方究竟应和什么人去谈判“平等的”“全面的”和平。似乎找邓文仪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乎不找邓文仪或者其他张三李四也不能解决问题，这就未免叫人为难了。据中央社上海九日电称：“新闻记者问邓文仪：李代总统是否已同意邓局长所发表之四项意见〔11〕？答：本人系在国防部立场发言，本日所发表之四项意见，事前并未呈经李代总统过目。”邓文仪在这里不但创造了一个伪国防部的局部立场以区别于伪国民党政府的全面立场，而且事实上还创造了一个伪国防部政工局的小局部立场以区别于伪国防部的大局部立场。因为邓文仪公开反对并污蔑北平的和平解决，而伪国防部则在一月二十七日称赞北平的和平解决，是“为了缩短战争，获致和平，借以保全北平故都基础与文物古迹”，并称其他地方例如大同绥远等处〔12〕亦将依同样方法“实施休战”。由此可见，叫喊“全面和平”最起劲的反动派，原来就是最缺乏全面立场的反动派。一个国防部政工局可以和国防部互相矛盾，又可以和它的代总统互相矛盾。这些反动派是今天中国实现和平的最大障碍。他们梦想在“全面和平”的口号下鼓吹全面战争，即所谓“战要全面战，和要全面和”。但是，事实上他们既没有什么力量实行全面和平，也没有什么力量实行全面战争。全面的力量是在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这一方面，不在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国民党方面。一方面，握有全面的力量，另一方面，陷于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绝境，这种局面，是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和国民党长期作孽的结果。任何郑重的人，都不能忽视今天中国政治形势中这个基本的事实。

注 释

〔1〕见本卷《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注〔1〕。

〔2〕见本卷《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注〔1〕。

〔3〕见本卷《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注〔1〕。

〔4〕见本卷《别了，司徒雷登》注〔1〕。

〔5〕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国民党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利用当时对蒋介石极为不利的形势，发出致蒋介石电，提出“恢复和平谈判”以解决时局的主张，目的是逼蒋下台，抬高桂系地位。二十五日，在白崇禧指导下，湖北省参议会通过致蒋介石电，指出“如战祸继续蔓延，不立谋改弦更张之道，则国将不国，民将不民”，要蒋介石“循政治解决之常轨，觅取途径，恢复和谈”。

〔6〕见本卷《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注〔6〕。

〔7〕国民党政府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向美、英、法、苏四国政府要求干涉中国内战，遭到四国政府拒绝。美国政府在其一月十二日答复国民党政府的“备忘录”中，说明美国之所以拒绝国民党政府的要求，是因“殊难相信”“能达到任何有益的效果”。这就是说，美国当时已感到再也无力挽救它所扶植的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灭亡。

〔8〕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孙科于一九四九年二月六七两日在广州两次发表谈话，反对李宗仁关于以中共所提八项和平条件作为谈判基础的声明，说是“现政府已迁穗办公，吾人应对过去重新检讨”，又说“共党所提出之惩治战犯一节，即系绝对不能接受者”。

〔9〕这是借用公元十四世纪元朝人萨都剌所作《登石头城》调寄《念奴娇》词中的话。这首词的上阕是：

“石头城上，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指点六朝形胜地，惟有青山如壁。蔽日旌旗，连云樯艣，白骨纷如雪。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南京古称石头城。吴楚泛指长江的中下游。

〔10〕见本卷《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

〔11〕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于一九四九年二月九日在上海发表《和平与战争的发展》的书面谈话，提出所谓“四项意见”：一、“政府要和”，二、“中共要战”，三、“北平局部和平成了骗局”，四、“备战以言和，能战方能和”，“不惜牺牲一切，与共党周旋到底”。

〔12〕在天津、北平解放后，华北国民党军队只剩下几个残余的孤立据点，其中包括太原、大同、新乡、安阳、归绥（今呼和浩特市）等地。太原国民党军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被人民解放军完全歼灭。大同国民党军于四月二十九日接受和平改编。新乡国民党军于五月五日向人民解放军投降。五月六日，安阳国民党军被人民解放军歼灭，归绥于九月十九日和平解放。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六日）

自从一月一日蒋匪介石发动和平攻势以后，曾经连篇累牍地表示自己是愿意“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国民党反动派的英雄好汉们，一到二月上旬，和平的调子就突然低落下去，“和共党周旋到底”的老调忽又高弹起来。最近数日，更是如此。二月十三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给“各党部各党报”的《特别宣传指示》上说：“叶剑英向我后方宣传中共对和平有诚意，而指责政府军事布置为无诚意谋和。各报对此，必须依据下列各点从正面与侧面力加驳斥。”这个《特别宣传指示》一连列举了好几点应当“驳斥”的理由。“政府与其无条件投降，不如作战到底。”“毛泽东一月十四日声明所提八点为亡国条件，政府原不应接受。”“中共应负破坏和平之责任。今日中共反而提出所谓战犯名单，将政府负责人士尽皆列入，更要求政府先行逮捕，其蛮横无理，显而易见。中共如不改变此种作风，则和平商谈之途径，势难寻觅。”两星期以前那种如丧考妣地急着要谈判的神气，再也不见了。所谓“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这些传遍人间、沁人心脾的名句，再也不提了。假如中共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作风”，一定要惩办战争罪犯，那就不能谈和平了。究竟是以拯救人民为前提呢，还是以拯救战争罪犯为前提呢？按照国民党英雄好汉的《特别宣传指示》，是选择了后者。战争罪犯的名单，中共方面尚在向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征求意见中，现在已经收到了好几方面的意见。根据这些已经收到的意见，都是不赞成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权威人士所提的那个名单。他们认为那个名单所列战犯只有四十三个，为数太少；他们认为要负发动反革命战争屠杀数百万人民的责任的人决不止四十三个，而应当是一百几十个。现在姑且假定战犯将确定为一百几十个。那末，请问国民党的英雄好汉们，你们为什么要反对惩办战犯呢？你们不是愿意“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的吗？假如因为你们这一反对，使得战争还要打下去，岂非拖延时间，延长战祸？“拖延时间，延长战祸”这八个字的罪名是你们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以南京政府发言人的名义发出声明，加在共产党身上的，现在难道你们想收回去，写上招贴，挂在你们自己身上，以为荣耀吗？你们是“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大慈大悲的人们，为什么一下子又改成以拯救战犯为前提了呢？根据你们政府内政部的统计，中国人民的数目，不是四亿五千万，而是四亿七千五百万，这和一百几十个战犯相比，究竟大小如何呢？英雄们是学过算术的，请你们按照算术教科书好好地算一下再作结论吧。倘若你们不去算清楚就将你们那个原来很好、我们也同意、全国人民也同意的提法——“以拯救人民为前提”，急急忙忙地改成“以拯救一百几十个战犯为前提”，那你们可要仔细，你们就一定站不住脚。这些口口声声“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人们，在自己“呼吁和平”几个星期之后，又不再是“呼吁和平”，而是呼吁战争了。国民党死硬派就是这样倒霉的，他们坚决地反对人民，站在人民的头上横行霸道，因而把自己孤立在宝塔的尖顶上，而且至死也不悔悟。长江流域和南方的人民大众，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有良心的国民党人，都请听着：站在你们头上横行霸道的国民党死硬派，没有几天活命的时间了，我们和你们是站在一个方面的，一小撮死硬派不要几天就会从宝塔尖上跌下去，一个人民的中国就要出现了。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八日）

“政府自抗战结束以后，即以和平建国方针力谋中共问题之和平解决。经过一年半之时间，一切协议皆为中共所破坏，故中共应负破坏和平之责任。今日中共反而提出所谓战犯名单，将政府负责人士尽皆列入，更要求政府先行逮捕，其蛮横无理，显而易见。中共如不改变此种作风，则和平商谈之途径，势难寻觅。”以上是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三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发《特别宣传指示》中关于战争责任问题的全部论点。

这个论点，不是别人的，是第一名战争罪犯蒋介石的。蒋介石在其元旦声明里说：“中正为三民主义的信徒，秉承国父的遗教，本不愿在对日作战之后再继之以剿匪的军事，来加重人民的痛苦。所以抗日战事甫告结束，我们政府立即揭举和平建国的方针，更进而以政治商谈、军事调处的方法解决共党问题。不意经过了一年有半的时间，共党对于一切协议和方案都横加梗阻，使其不能依预期的步骤见诸实施。而最后更发动其全面武装叛乱，危害国家的生存。我政府迫不得已，乃忍痛动员，从事戡乱。”

在蒋介石发表这个声明的前七天，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即有中共权威人士提出了四十三个战犯名单，赫然列在第一名的，就是这个蒋介石。战犯们又要求和，又要逃避责任，只有将责任推在共产党身上一个法子。可是这是不调和的。共产党既然应负发动战争的责任，那末，就应当惩办共产党。既然是“匪”，就应当“剿匪”。既然“发动其全面武装叛乱”，就应当“戡乱”。“剿匪”，“戡乱”，是百分之百的对，为什么可以不剿不戡了呢？为什么从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以后，一切国民党的公开文件一律将“共匪”改成了“共党”呢？

孙科觉得有些不妥，他在蒋介石发表元旦声明的同一天的晚上，发表广播演说，关于战争责任问题，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论点。孙科说：“回忆三年前，当抗战胜利的初期，由于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由于国家需要积极建设，由于各党派对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尚有共同的认识，我们曾经集合各方代表和社会贤达于一堂，举行过政治协商会议。经过三星期的努力，更多谢杜鲁门总统的特使马歇尔先生的善意调协，我们也曾经商定了一个和平建国纲领和解决各种争端的具体方案。假如当时我们能将各种方案及时实行，试问今日的中国应该是如何的繁荣，今天的中国人民应该是如何的幸福啊！可惜当时各方既未能完全放弃小我的利害，全国人民亦未能用最大的努力去促进这个和平运动的成功，遂致战祸复发，生灵涂炭。”

孙科比较蒋介石“公道”一点。你看，他不是如同蒋介石那样，将战争责任一塌括子推在共产党身上，而是采取了“平均地权”的办法，将责任平分给“各方”。这里也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也有民主同盟〔1〕，也有社会贤达。不宁唯是，而且有“全国人民”，四亿七千五百万同胞一个也逃不了责任。蒋介石是专打共产党的板子，孙科是给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全国同胞每人一板子，连蒋介石，也许还有孙科，也得挨上一板子。你看，两个国民党人，孙科和蒋介石，在这里打架。

第三个国民党人跑上来说：不然，照我的意见，责任应全归国民党。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李宗仁。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李宗仁以“代总统”的身份，发表了一个声明。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他说：“在八年抗战之后，继之以三年之内战，不仅将抗战胜利后国家可能复兴之一线生机毁灭无遗，而战祸遍及黄河南北，田园庐舍悉遭摧毁荒废，无辜人民之死伤成千累万，妻离子散啼饥号寒者到处皆是。此一惨绝人寰之浩劫，实为我国内战史上空前所未有。”

李宗仁在这里出的是无头告示，他也没有说国民党应负责任，也没有说共产党或者别的方面应负责任，但是他说出了一个事实，这个“惨绝人寰的浩劫”，不是出在别的地方，而是出在“黄河南北”。查黄河以南直至长江，黄河以北直至松花江，谁在这里造成这个“惨绝人寰的浩劫”呢？难道是这里的人民和人民的军队自己打自己造成的吗？李宗仁是做过北平行营主任的，桂系的军队是和蒋系军队一道打到过山东省的沂蒙山区的〔2〕，所以他有确实的情报，知道这种“浩劫”的地点和情况。如果说，李宗仁别的什么都不好，那末，他说出了这句老实话，总算是好的。而且他对这场战争起的名称，不叫“戡乱”或“剿匪”，而叫“内战”，这在国民党方面来说，也算得颇为别致。

根据李宗仁自己的逻辑，在同一个声明里，他说：“中共方面所提八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李宗仁知道八条的第一条，就是惩办战犯，而且也有他自己的大名在内。战犯的应当惩办，是“浩劫”的逻辑的结论。为了这一点，至今国民党死硬派还在吞吞吐吐地埋怨李宗仁，即所谓“毛泽东一月十四日声明所提八点为亡国条件，政府原不应接受”。

死硬派的埋怨之所以只能是吞吞吐吐，而不敢明目张胆，是有原因的。当蒋介石还没有“引退”时，死硬派原来想批驳八条，后来蒋介石一想不妥，决定不驳，大概是认为驳了就绝了路了，这是一月十九日的事情。当着一月十九日早上，张君劢从南京回到上海，发表谈话，说了“关于中共所提八项条件，政府不久即可能发布另一文告，提出答复”这句话的时候，中央社即于晚间发出通报说：“顷播沪电张君劢谈话一稿，请于电文末加注按语如下：张氏谈话中所说政府不久即发布另一文告一点，中央社记者顷自有关方面探悉，政府并无发布另一文告之拟议。”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发表“引退”声明，并无只字批评八条，并且把他自己的五条〔3〕也取消了，改变为“使领土主权克臻完整，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不受摧残，人民生活与自由权利确有保障，在此原则之下，以致和平之功”。宪法、法统、军队等项都不敢再提了。因此，李宗仁在一月二十二日敢于承认以中共的八条为谈判基础，国民党死硬派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出面反对，只能吞吞吐吐地说一声“政府原不应接受”。

孙科的“平均地权”政策是否坚持不变呢？也不。一九四九年二月五日孙科“迁政府于广州”以后，二月七日发表演说，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他说：“半年以来，因战祸蔓延，大局发生严重变化，人民痛苦万状。凡此种种，均系过去所犯错误、失败及不合理现象种下前因，以致有今日局势严重之后果。吾人深知中国需要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一日不能实现，则中国之问题始终不能解决。追忆本党总理二十年以前以三民主义亲自遗交本党，冀其逐步得以实行。苟获实行，绝不致演至今日不可收拾之局面。”人们请看，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在这里，不是平分责任给一切党派和全国同胞，而是由国民党自己担负起来了。孙科将一切板子都打在国民党的屁股上，使人们觉得甚为痛快。至于共产党呢？孙院长说：“吾人试观中共能以诱惑及麻醉人民，亦无非仅以实行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一部分，即平均地权一节为号召。吾人实应深感惭愧，而加强警惕，重新检讨过去之错误。”谢谢亲爱的院长，共产党虽然尚有“诱惑及麻醉人民”的罪名，总算没有别的滔天大罪，致邀免打，获保首领及屁股而归。

孙院长的可爱，还不止此。他在同一演说里又说：“今日共党势力之蔓延，亦即系因吾人信仰之主义未能实行之故。本党在过去最大之错误，即系党内若干人士过分迷信武力，对内则争权倾轧，坐贻敌人分化离间之机会。及至八年抗战结束，本为实现和平统一千载难逢之时机，政府方面亦原有以政治方式解决国内纠纷之计划，不幸未能贯彻实施。人民于连年战乱之后，已亟待休养生息。刀兵再起，民不聊生，痛苦殊深，亦影响士气之消沉，以致军事步步失利。蒋总统俯顺民情，鉴于军事方法之未能解决问题，乃于元旦发表文告，号召和平。”好了，孙科这一名战争罪犯，没有被捕，也没有被打，即自动招供，而且忠实无误。谁是迷信武力，发动战争，及至军事方法未能解决问题，方始求和的呢？就是国民党，就是蒋介石。孙院长用字造句也很正确，他说过分迷信武力的是他们党内的“若干人士”。这一点，对于中共仅仅要求惩办若干国民党人，把他们称之为战争罪犯，而不要求惩办更多的更不是全体的国民党人，是互相一致的。

我们和孙科之间，在这个数目字上并无争论。不同的是在结论上。我们认为，对于这些“迷信武力”，使得“刀兵再起，民不聊生”的国民党的“若干人士”，必须当作战犯加以惩办。孙科则不同意这样做。他说：“现共方之迟迟不行指派代表，一味拖延，显示共方亦正迷信武力，自以为目前业已羽毛丰满，可以凭借武力征服全国，故拒绝先行停战，其用心亦极显然。余兹须郑重提出者，即为求获得永久之和平，双方必须以平等资格进行商谈，条件则应公平合理，为全国人所能接受者。”这样看来，孙院长又有些不可爱了。他似乎认为惩办战争罪犯一项条件不算公平合理。他的这些话，和二月十三日国民党宣传部的《特别宣传指示》对于战犯问题所表示的态度，是一样地吞吞吐吐，不敢明目张胆地提出反对，较之李宗仁敢于承认以惩办战犯为谈判的基础条件之一，大不相同。

但是孙院长仍旧有可爱的地方，这即是他说共产党“亦正迷信武力”，是表现在“迟迟不行指派代表”和“拒绝先行停战”这两点上，而不是如同国民党那样在一九四六年就迷信武力发动惨绝人寰的战争。夫“迟迟不行指派代表”者，是因为确定战犯名单是一件大事，要是“为全国人所能接受者”，少了，多了，都不合实际，“全国人”（但不包括战犯及其帮凶）不能接受，故须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互相商量，以此“拖延”了一段时间，并且未能迅速指派代表，引起了孙科之流颇为不快。但是这也不能一口断定即为“亦正迷信武力”。大约不要很久，战犯名单就可公布，代表就可指派，谈判就可开始，孙院长就不能说我们“迷信武力”了。

至于“拒绝先行停战”，这是服从蒋总统元旦文告而采取的正确的态度。蒋总统元旦文告说：“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孙科的行政院，于一月十九日，做出了一个违反蒋介石上述文告的决议，说什么“立即先行无条件停战，并各指定代表进行和平商谈”。中共发言人曾于一月二十一日给了这个不通的决议以严正的批评〔4〕。不料该院长充耳不闻，又于二月七日乱说什么中共“拒绝先行停战”，就是表示中共“亦正迷信武力”。连蒋介石那样的战争罪犯，也知道停止战争，恢复和平，没有商谈是不可能的，孙科在这点上比蒋介石差远了。

人们知道孙科之所以成为战犯，是因为他一向赞助蒋介石发动战争，并坚持战争。直到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他还说：“在军事方面，只要打到底，终归可以解决。”“目前已无和谈可言，政府必须打垮共党，否则即是共党推翻国民政府。”〔5〕他就是国民党内迷信武力的“若干人士”之一。现在他站在一旁说风凉话，好像他并没有迷信过武力，三民主义没有实行他也不负责任。这是不忠实的。无论正国法，或者在国民党内正党法，孙科都逃不了挨板子。

注 释

〔1〕见本书第三卷《论联合政府》注〔16〕。

〔2〕沂蒙山区，指山东省的沂山、蒙山一带地区。曾经和蒋系军队一道进攻这一地区的桂系军队是第四十六军。该军于一九四六年十月从海南岛由海上输送到青岛登陆，一九四七年二月在山东省的莱芜地区全部被歼灭。

〔3〕见本卷《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注〔6〕。

〔4〕见本卷《中共发言人评南京行政院的决议》。

〔5〕这是孙科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在南京接见美联社、国民党中央日报和新民报的记者时发表的谈话中说的，当时孙科任国民党政府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