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我家，他爱他家 姜昆
梁左走了，去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按说他应该是舍不得离开他所热爱的生活的。
他对它是那么地有感情。
在东直门小胡同的大杂院里，他和街坊二哥一起请我吃饭，地点是门洞里，那儿通风，我和梁左穿着大背心。二哥光脊梁，事情是为二哥二嫂吵嘴打架说和。梁左说：小两口打架不记仇，白天吃的一锅饭，晚上睡着一个枕头，不是说你们，说的是农民，是李双双他们家。你们是知识分子，不一样，你们得分清哪是哪，找明原因，顺藤摸瓜，为什么中国老祖宗讲穷吵恶斗，这是根儿，是因为穷了才吵，咱就解决穷的问题。
第一，先把工作推了。
第二，把房找着，别在大杂院里住，住楼房单元。
第三，把房装修好喽，没钱不要紧，借钱，装修好了就得挣钱还钱，那时候，还吵吗？不吵了，没工夫了，还没还完钱哪，为吵嘴影响住单元房，不合算呀！因为吵嘴搬回大杂院儿，谁也担不起这责任，知识分子，分得出轻重呀！
说得我哈哈大笑，二哥不好意思地笑。门洞里的小酒小菜吃得我们乐融融的。
事后，我重复他的话，说他讲得有意思，梁左说：“大杂院里吵嘴的事，特经琢磨，越琢磨越有味儿，在他们当中，我能写好些好些东西……”他一边抽烟一边眯着眼睛琢磨，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词，但是那股为在最基层的生活中吸取营养的惬意劲儿，我能感受得出来。
我让他上说唱团来当创作干部，开始他答应了，可是他和我干了一年多以后，忽然提出不愿意在说唱团里干，希望能到一个研究单位，我帮助他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了曲艺研究所的理论干部。
我问他为什么？他依然抽着烟眯着眼，咱们俩快两年了，我看出来了，你这个说唱团的团长，就是一个大家长，你什么事都管，都护着、人家早上起得晚，你不高兴，觉得人家懒，脸上还挂相，人家晚上打会儿麻将，你耷拉脸告诉“干部不许参加！”弄得别人全看你的脸色上班儿。我是和你最好的朋友，你从来不管我，可我心中有愧，我喜欢和他们打麻将。现在我可以，因为我不是干部，万一你重用我，让我当班级的创作班长。我就成干部了，我瞎了，玩不成麻将不说，我缺了一个和大家伙不动脑子聊天的途径，所以，我先撤一步，为的是有个散漫自由的天地，为你排忧解难，为我铺平垫稳，何乐而不为呢？像他平常一样，把他心中酝酿很久的事宜，用惆怅式的，漫不经心地向你娓娓道来，让你乐颠颠地进入他的逻辑之中。不时地还以“啧”的感叹词表示赞许和同感，生米做成熟饭时，才后悔上当。
梁左没来说唱团，去了艺术研究所的曲研所，但是我了解到他希望无拘无束的创作，不愿意与最善良的老百姓接触，有障碍，愿意有个“不动脑子聊大天”氛围的追求，这是他心底的追求，他在以后的创作中也这样追求着。
在占有丰富的生活素材上，梁左善于构思，当然他的构思是从生活中完成。1985年，我参加了全国视听高考的考试，其中让我写公文格式的文章时候，我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我戏谑地写了这样一篇文章。
遵照上级进一步搞好改革开放的重要指示精神，经北京市经济开发委员会讨论决定，自即日起开放长安街以东地区，为自由贸易早市地段。
梁左听着，眯着眼睛赞道：“这是个好东西！”他对题材，对戏剧的因素有一种本能的敏感，他一口一口地抽着烟说：“姜昆，你说你要上电大，把这考试卷子夹在自行车后架子上，然后你在东四牌楼那儿走。车一颠，一阵风给你吹走了，你不知道走了。碰上个正要做买卖下海的人，嘿！他一看，二话没说把你这稿子拿回家去，七姑六姨的那么一通儿宣传，了不得了，长安街堵塞，自由市场摆上摊儿，那地方宽敞，一传十，十传百，先是近郊区的，接着就是远郊县的，然后警察就查谁造谣惑众，发动群众，层层深入，一对笔迹是姜昆的，然后设立专案组，采取背对背的方式挖深搞透，你这说唱团长所有演出的账目翻个顶朝天，和海外的关系全部监听，所有和你谈过话的，找你签过字的女孩一个一个地审查，打听，追你组织群众在长安街上搞自由市场的动机……”他的一通发挥，乐得我前仰后合，他也笑得几乎喘不上气来。1988年底，这就是我们共同创作《特大新闻》的原始阶段。现在回忆起，他如潮的思绪，丰富的想象，夸张的构思，不尽的素材，哪一个不来自他丰富的底蕴和基础，哪一块儿不出自给予他不尽宝藏的生活源泉。
梁左写了那么多的东西，没有离开过他身边熟悉的人，没有离开过他所熟悉的环境，没有离开过家。
我爱我家，他爱他家，梁左爱生活这个“大家”。
梁左走了，但是我知道他没有离开他爱的大家，他就去了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梁左、情景喜剧和我 英达
梁左是我的学长。
他1977年考入北大，长我两届。梁左在学校里并不活跃，不是那种张扬外向的大学生——比如我。初识他是因为我们剧社里有个人见人爱的漂亮女生，由于早早有了男朋友而令人扼腕噬指，我当时见过这位名叫“梁左”的男朋友，只觉他平凡得扎进食堂里就找不出来了，一点没瞧出哪里是个大才，更想不到此人身上紧紧系着我的未来。
梁左是我的搭档。
那是十年后，我听到了他的相声作品《虎口遐想》《电梯奇遇》和《特大新闻》在街头巷尾众口争说。
此时一直做演员的我正在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做一名导演而努力，但这努力却屡遭失败，皆因没有一个好的剧本——更确切地说是因为缺少一位出色的、仅仅属于我的剧作家——就像曹禺于焦菊隐一样。所以当再次握住这位师哥双手时，我这回还真看出他有点儿与众不同啦。当我充满激情地给他讲述了我留学传奇和艺术抱负，绘声绘色地给他描画了我俩合作的美好明天，尤其是向他论证我的独门法宝——情景喜剧——将如何全面改变中国喜剧的未来之后，斜躺在沙发里的梁左伸了个大大的懒腰——梁先生与人交谈时向来如此，先是坐，然后歪，说着说着就摆平了——开口道：“嗯——是这样的老英达（给你的名字前头加个“老”字算昵称），我最近呢正需要一大笔钱，所以你要是特别佩服我，使劲求我呢——我就受累给你帮这个忙……”话虽如此说，梁左第二天就跟我上了西山，开始封闭写作《我爱我家》。中国第一部情景喜剧由此诞生，我也找到了自己的“曹禺”。山里一待就是两三个月，憋得我梁师哥不光口中淡出鸟来，回家时脸趴在车窗上看也看不够，口中喃喃道：“还是城里好哇——它有人哪！……”
梁左是我的同行。
我和梁左早就发现，我们这两个背景相近经历相似趣味相投的北大同学，无论是在喜剧创作中还是在生活情趣上都有着惊人的一致。我俩常说，似乎各自在此之前所做的一切，比如他学中文，我学心理，他写相声，我演喜戏等等等等，都是上苍刻意安排，为我俩合作情景喜剧做准备，当铺垫的。
天性幽默决定了梁左和我一样，一旦黏上了情景喜剧就终生不可能离开。拍过《我爱我家》以后梁左或写或导，兴致所至还在自己的戏里演一把，一直没有离开情景喜剧。
有几次放出话来说是打算玩个话剧或是改写小说，最后都不了了之，还是回到爱之恨之的情景喜剧。他经常是一边写剧本一边说：老英达你看这个情节怎么样？我原本是打算留给我的小说——直接拿诺贝尔文学奖的！要不是你们都一死儿地求我，能这么随便用到这破戏里吗？！梁左这话还真不能算大，我知道的某些诺贝尔得主，从戏剧结构到人物语言，水平真的不如梁左。
梁左是我的亲人。
他不光助推我的事业起飞，还给了我完整家庭。经他领进情景喜剧的妹妹梁欢后来不仅成为了我的写做主力，而且成为了我的妻子。《我爱我家》之后我和梁左又合作了《新七十二家房客》《一手托两家》等一系列喜剧，直到他含笑离开，为我写了一半的《闲人马大姐》手稿还在他的电脑上闪烁……
我知道，纪念这个改变了我一生的朋友的最佳方式，就是将我们共同开拓的中国情景喜剧之路继续走下去。
他在天堂看着我 梁青儿
“爸爸，我想活到一百岁。”我边把用过的碗筷往水池子里放边说。
“嗯？那有什么好的？”爸爸微笑着，不紧不慢地反问。
“那多好呀，我也不用干活儿了，大家还都特尊敬我！”我卷起袖子，准备洗碗。
“哈哈……”他笑了几声，眯起眼睛吸了口烟，若有所思地说：“活到一百岁多没意思呀，你想想这个道理啊猫猫，到时候你的同龄人都死了，你自己也没有养活自己的能力，靠别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呢？”
“那你说，活到几岁合适呢？”
他犹豫了一下，“我说啊……我反正觉得自己活到70岁就够了。最多七十岁。七十岁呢，朋友大都还活着，大家有空凑在一起打打麻将，玩玩儿，聊聊天儿什么的。还凑合能养活自己。”
“嗯。也是。那我以后也活到七十吧。”我点着头，把洗涤灵抹在碗上，准备冲干净。
爸爸猛吸了几口烟。他吐着烟，沉思着，眼睛又眯了起来，目光聚集在前方虚无的一点。我觉得爸爸在看未来，憧憬着他七十岁的时候，和朋友们围坐一圈，互相开玩笑地指骂着对方的晚辈；或是在天色渐暗的温暖的黄昏里，和老伴儿一起悠闲地散步；或是在春节，把晚辈们都招回家，被伺候着，满足地看着孙子孙女们渴望着红包的表情……反正再也不用夜起昼伏绞尽脑汁地写剧本了，也不用在死一样寂静的夜里体验凄凉的感觉了，更不会被每天四五个小时的睡眠而折磨得精疲力竭了。
“爸……”我刚要问他，如果你活到了七十岁还没死的话，怎么办？他站了起来，打了哈欠，缓缓地说：“我现在要睡个觉，你把碗洗完了，自己看看电视什么的。别吵我，等我起来带你出去玩儿啊。”他踱过来轻轻拍了拍我的头，转身进了自己的房间。
我咽回了那个问题，听着他沉重的“踏踏”的拖鞋声，把剩下的筷子洗完了。
我从来没怀疑过爸爸能活到他所希望的七十岁。因为我想，大多数的爸爸们都可以嘛。直到我到美国上学以后的某一天早晨，被妈妈粗暴地摇醒，语无伦次地对我说：“回中国！快起来，现在就回中国！……”直到我和妈妈走出中国机场，看到来接我们的姑姑、姑父的满面愁容；直到我们四个坐进了车里，姑父躲避着我的目光，断断续续地告诉我“We have just lost your father”，我才明白了，爸爸真的没活到七十岁。
当时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并没有号啕大哭，也没有真正感到撕心裂肺的悲伤，只是把头埋进胳膊里流泪。
我记得我三年级的时候骨折过一次，从单杠上头朝下栽下来。看到自己变形了的右手，只是觉得害怕，并没感到剧烈的疼痛，感觉到疼是到了医院，医生给我正骨的时候了。真正认识到爸爸去世的现实，并且感到了那种翻天覆地的痛，是在爸爸的追悼会上。我看到爸爸脸色苍白地躺在屋子中间的床上，周围摆着花圈。我看到放大了的爸爸的相片镶着黑框，挂在屋子里最醒目的墙上。我是站在亲属行列里的第一个。人们走过来，或是面带悲伤，或是泪流不止。我机械地握着每一只伸向我的手，最后干脆就一直把手向外伸着让人家随便握了。
爸爸生前认识的人真不少。音乐响起来。可恶的音乐！“当相逢成为再见，再见成为遥远的思念……”我的眼前模糊了。我尽量让目光避开灵床，可是无论我把眼睛看向哪里，它总是在我的余光里，隐隐约约地，我总是能看到它。我默默地向神祷告着，快点过去吧……我不想再多待一分钟了……可是似乎没有用。很久很久以后，追悼会终于完结在“亲属告别”的寂静中。我看到了每一个人的眼泪，包括我认为的世界上最坚强的人——我的姑父，也在鞠躬的时候抽泣了。走出告别室，我的身体几乎不受自己的控制了，如果不是姑姑半搀半抱地把我拖出去，我一定会像融化的冰一样瘫在地上。爸爸去世的阴影似乎一直笼罩着我。
要说我和爸爸真正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不到十年——也许还不如他的一些老朋友和他认识的时间长呢。但是他却永远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人。是他给了我生命，使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成就给了我自信与骄傲；他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都令我为有这样一个爸爸而感到幸运，即便他去世了，他也依然激励着我。有过这样一位爸爸，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而我呢，我也会让爸爸因为有我这样一个女儿而满足，而骄傲的。他在天堂里满怀期望地看着我呢，我相信。
2001年11月10日 于旧金山
大哥 梁欢
大哥大我十二岁，我们都是属鸡的。
童年的记忆中，大哥是模糊的。只知道有个名叫“大哥”的大人，在遥远的平谷插队。然后有一天，院儿里的大人纷纷到我家来祝贺，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我听懂了——大哥考上大学了，而且是一所被称作“北大”的不在人间的学校，因为人们提到它时都唏嘘不已，那一年是第一次恢复高考的1977年。
接着又黑又瘦的大哥回来了。妈妈给他准备了全套崭新的行装，从里到外，包括毛巾和香皂。在那个还在用布票和工业券的年代，这无疑使我羡慕不已。我在一旁东摸西看，妈妈说，等你将来考上了，也给你一套。
也许因为当年巨大的物质刺激，抑或是来自大哥的榜样的力量，十一年后的又一个夏天，我也考上了“北大”，而且和大哥一样，同是中文系文学专业。我的老师中竟有他的同学。妈妈没有实现诺言给我准备全新的一套，因为时间已进入1988年，我的衣服几乎装不下衣柜。现在想来，那是否已预示着我的人生较大哥幸运？
我在“北大”的那几年，大哥因与姜昆合作相声而小有名气。一次在课上，一位教授对从古至今文人涉艺的现象大发议论时举例道：“咱们北大不也出了一位毕业生，好像姓梁……叫梁什么？不务正业写相声——而且居然写得挺好……台下不禁一片嬉笑声。”教授机警道：你们笑什么？你们认识他？是不是你们谁的男朋友？……嘻笑声笑成了哄堂大笑。
课后，同学们都说你大哥了不起呀！竟能和李渔、汤显祖一起，被教授当做反面教材提及。
真正与大哥的接触还是从1994年我开始参与《我爱我家》的创作之后。
这之前我忙着上学、毕业、找工作；他忙着恋爱、结婚、生孩子。似乎我们在各自的生活轨道里运行，并未有最终接轨的迹象。不过那只是时间问题，同为兄妹的我们，又毕业于同一所学校，同一个系，同一个专业，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命运早有安排？让我一直追随着他，更让他一直引领着我，以至于在失去了他的今天，我也能比别人多一种纪念他的方式——继续完成他未完的作品。大哥，我现在还在写《闲人马大姐》呢！
今天我终于明白，我比大哥幸运的正是我有一位他这样亦师亦友的兄长。
其实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存在过多久甚至我们是否存在过，真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存在的那一段是否快乐，是否给别人带来了快乐。
大哥，无疑是给别人带来快乐的人。从《虎口遐想》到《电梯奇遇》，从《我爱我家》到《闲人马大姐》……渐渐远去的笑声记载了多少快乐的昔日时光。那么，大哥自己是快乐的吗？有人说，创作是痛苦的，但也是快乐的，所谓“痛并快乐着”。我不知道。
不管当时怎样，大哥，我相信，此时此刻在天堂里的你，回望人世间的一切，回望你曾经为之制作快乐的人们，你一定是快乐的。
最后，感谢上苍赋予我们兄妹写作的能力，它让大哥在有生之年得以施展才华，写下了他短暂但与众不同的一生；也使我可以继续大哥的事业；更令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在多年之后翻看这本书时，依然能真切地感受到他的存在。也许这就是存在的意义吧！
悲极而喜 梁天
梁左的突然辞世，惊动了很多人，也令我悲痛欲绝，因我父亲刚刚在他之前走了，两个人去世的时间相隔不到一个月，家里原来的三个男人只剩我一个了。我被推到第一排，没有了任何退路。
那段日子是难熬的，也是难忘的。我尽量用平静的表情面对所有的眼神和询问，有条不紊地处理好所有的细节和事务，而在内心深处的一个声音一直支撑我到现在：必须挺住！
仔细想想，小时候我和梁左从没吵过架，长大了也没红过脸，见面或通电话都是直呼其名，但从心里我很敬重他。愿意听他各方面的指教，他对我的帮助是手足之情，他对我的关照是心领神会。因我父母平时都忙，以至于我对“长子为父”这句话别有一番体会。
梁左去世后，从他朋友们那里知道了很多更加值得我敬佩的事，我会永远记住的。
在清理梁左遗物时，我被感动了，他真的是除了自己的笔记、作品和购买的书籍之外一无所有了……
因为很长时间没去过他的住处，眼前的一切令我惊呆：房间里潮气很重，墙面上有很大一片渗水的痕迹，许多地方急需维修，家具和衣物也都过了时，除了他那间书房兼卧室还保有浓重的文人气息之外，其他地方用“脏乱差”来形容绝不为过，一个被人们称之为喜剧大家的人其个人生活竟然是如此的一塌糊涂！我惊异于他那些曾给人们带来快乐的作品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写成的。
我好像一下子明白了什么叫“悲到了极限才出喜”——那就是梁左！他所留下的一切正是他一生为人做事的写照。
为了纪念他，出版社出版了这本由王朔先生代为整理的《笑忘书》，这对于关心他的人来说是一种慰藉，我由衷地感谢华艺出版社，感谢王朔先生。
我还要感谢姜昆、英达、刘震云先生为梁左写的话。
其实要感谢的人还有很多很多，但我最该感谢的还是购买并看完这本书的朋友们，是你们还记着他！用梁左常说的一句话叫作“让您受累了！”
我现在住在梁左那里，他的很多东西我将永久保存下来，为了让想念他的人看也为了我自己看，我始终觉得梁左还在！我们还在合作，还在一起生活。
愿我们都能珍惜这本书并记住梁左。深深地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