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十年
1992年。
农历壬申年。
猴年。
中央电视台举办春节联欢晚会的第十年。
我国习俗，逢十大吉，所谓“十全十美”。
所以，西湖有“十景”，运动员有“十佳”，杰出青年有“十位”，就是犯罪也往往要列举出“十大罪状”，说明其“十恶不赦”，好像坏人做到第九恶时总不肯歇手，非要凑满十恶罪在不赦才肯罢休。
人们的生日也是如此：逢五小庆，逢十大庆，逢百（十的十倍）更要大大地庆祝一番。就连厂庆，校庆，家庆，国庆，也无一例外。
今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迎来了自己的十年大庆。
可是，动静不大，差不多可以说是无声无息。
就算是中央台自己谦虚，不好意思大张旗鼓地开展庆祝活动，以春节晚会这样又有全国影响、又有中国特色、又为世人关心、又为万人注目的事儿，总该有点什么动静，或者有人出来说点儿什么。
况且，出来说话也未必就是赞美恭维，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改进工作也是好的呀！
可怎么就没人说呢？
1992年春节晚会剧组所在地——梅地亚中心。
距离晚会开播还有一个星期。
深夜，中央电视台洪民生副台长来到剧组，按响了506房间的门铃，向我和姜昆郑重传达部、台两级领导今天上午审看相声《美丽畅想曲》以后提出的修改意见。
洪台长对电视文艺十分内行，对作者和演员的苦衷也十分体谅，没费多大争执，双方就对这个段子的修改方案达成了共识。
“陈佩斯、侯耀文住哪个房间？我还要去找他们谈……”洪台长斜靠在沙发上，略带倦容，算来他也是快六十的人了。
姜昆不无同情地说：“洪台长，算上今年，您可是参加了十届春节晚会啦！要说你们做这组织领导工作也真够费心的，深更半夜的还不能休息……”
洪台长叹了口气，没说话。
我提出建议：“您参加过十届春节晚会，今年又赶上十年大庆，听说您又快退休了，是不是抽空写点儿文章？把咱们春节晚会的酸甜苦辣、是非曲直、兴衰利弊都总结总结，怎么着也是笔宝贵财富呀！不但给咱们晚会增加了透明度，也好让我们局内人引以为戒，让他们局外人饱饱眼福——将来出了书准保畅销！”
洪台长感慨万千：“零零散散的文章我也写过一些，全面总结可是不行。不是我不写，有些事情实在也不好写。就像那年腊月二十七日还是二十八日，也是这么深更半夜的，一位领导同志打来电话，说沈小岑唱的《请到天涯海角来》属于通俗歌曲，不适宜在晚会打头，建议我立刻调整节目顺序。这件事情我跟谁都没说过，跟你们也不能说……哎，我怎么给说出来了？算了，你们就不要外传啦！我还要去找陈佩斯朱时茂他们谈节目……”
1992年春节晚会过后。
姜昆照例和我在电话中互相拜年。
我也跟他谈起这个问题：“这么些演员，就你一人连续参加了十届春节晚会，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十个大年三十都是在电视台过的，亲历亲为加上耳闻目睹，奇闻逸事什么的一定少不了，什么时候写写，让我们大伙儿也看个新鲜！”
姜昆答得痛快：“别忙呀，兄弟！这两天手头的事儿太多，再说这些人都在，写谁不写谁的备不住有人不乐意。干脆等我退了休，一百来岁，他们大伙儿也都不在了，我也不干别的，就指写这个吃饭啦——你就在家盼着吧！”
哎，我在家盼着……不对呀，姜昆平时又忙，工作又累，又有胃病，他能把别人都熬过去，自己一人活到一百来岁吗？就算他能，我能吗？就算我们俩都能，而且到了那岁数还耳不聋眼不花手不抖，我能看他能写，那他就一定肯写什么春节晚会给我看吗？
好像是鲁迅说过，女人穿针引线本来是平常的事情，但假如八十岁的老太太还能穿针引线，就可以卖票参观了。那么，假如一百岁的老头儿还能写文章，大约不管写什么，也不管怎么写都会有人看的，他何必非要费力不讨好地写什么春节晚会呢？
俗话说，求人不如求自己，于是我想到了自己。
我参加过六届春节晚会的创作工作，不算很多，也不算很少了。作词作曲的我不了解，在相声小品的作者中，我大概是参加晚会次数最多的一个。再加上和历届晚会的导演都是熟人，和许多晚会的演员都是朋友，看到的和听来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也就与事实真相庶几近之了。虽然比起洪民生、姜昆他们的亲历亲为来还是小巫见大巫——
西方一位戏剧家说，明天有只鸡，不如今天有个蛋。
中国一位思想家兼文学家也说，与其将来喝酒，不如马上喝水；与其二十一世纪大卸八块，不如现在就给他一个嘴巴。
都是要我们马上做的意思。
于是决定马上做，写下这篇《人是名人，事是大事》。
这篇东西打算分成两部分，前面谈谈春节晚会的一般情况，后面重点谈谈晚会上的相声创作情况，因为涉及到相当多的人和事——并且人多是名人，事多为大事——如有不准确、不周到之处，还望当事人海涵。
人是名人，事是大事
晚会的门道
中央电视台的文艺晚会名目繁多，五花八门，但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首先是节日晚会。
比如：五一、六一、七一、八一、建国、元宵、元旦、教师节、植树节、老人节、护士节等等。
另外，还有某些具有全国意义的重大活动或重大纪念日，比如为纪念《讲话》发表多少周年而举办的文艺晚会，比如为纪念西藏和平解放多少周年而举行的文艺演出，比如“奥林匹克之夜”，比如“风雨同舟”，也可以归入此类。
可别小看这节日晚会，如今电视台的节日晚会已经成为一个节日必不可少的内容——当然节日也分个大小，如果教师节没有一台歌颂教师的晚会，护士节没有一台歌颂护士的晚会，也许还勉强说得过去；但如果五一节没有一台献给劳动人民的晚会，六一节没有一台献给祖国花朵的晚会，那就简直令人无法容忍了。
这类晚会通常是大型的、综合性的，一般由中央电视台文艺部筹办，也有少数——比如“欢庆六一”“众盼奥运”“联合国世界人口日”之类——由青少部、体育部、专题部他们出面来办。因为这种晚会是最能代表电视台水平的，也是最能显示导演功力的，所以不管谁办，都会全力以赴，调动一切他所能调动的积极因素，包括强有力的创作力量、演出力量和技术力量，以争取最高的收视率和最大的轰动效应。
搞一台这样的晚会也很不容易，一般在节日来临之前的两三个月就要搭起剧组班子，班子搭起来后各路人马还要各显神通——
首先要千方百计地去寻找便宜而舒适的饭店，廉价而美味的伙食，埋头苦干而不计报酬的包车司机，光知道给钱而不提任何要求的赞助单位；然后是知名的撰稿、编剧、作词、作曲，著名的歌星、笑星、舞星、影星，还要能够不花钱或少花钱就借来服装道具，不交租金或少交租金就使用外单位的录音录像设备，还要能够顺利通过各级领导的审查把关，争取在最好的时间和最好的频道中播出……
节日晚会之外还有专题晚会。
比如：农业、商业、能源、交通、外贸、保险、环境、人口、产品质量、品种效益、老人健康、儿童教育等等。
当然，晚会的名字要起得好听。什么“保险晚会”“商业晚会”有谁看呀？因此保险晚会可以叫“吉祥鸟”，商业晚会可以叫“手拉手”，环境晚会可以叫“共有的地球”，交通晚会可以叫“这里通向世界”，诸如此类。
这类晚会通常由中央电视台的各个部门与国家有关部委或者一些大公司、大企业联合举办，宣传工作嘛，责无旁贷。当然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也得分出厚薄亲疏，不然好几十个部委，好几百个部门，还不够一年轮一遍的。
这里也有“后门”，假如说吧，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某领导和广播电视部的某领导是老朋友，老哥俩有事没事一见面人那边就开讲“基本国策”，直说得广电部这位领导“人口意识”越来越强，不仅批准合搞一台计划生育晚会，而且决定配备最为得力的编、导、演力量，并且指示在黄金时间连播三遍，结果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从而推动了计划生育工作在全国的开展，这种结果自然是皆大欢喜了。
不过，大多数合作并没有我上述的假设这么尽如人意。因为晚会主要由对方出资，随着资金往往会附带着一大堆条件——
与晚会主题有关的节目要占到什么比例，要请到什么笑星、什么歌星参加，要在什么时间、什么频道播出，本部门有什么首长要讲话，有什么领导要出镜头，有什么大好形势要格外宣传，有什么先进人物要特别表彰，等等。
电视台的编导们呢，则需要苦口婆心地反复说明：文艺晚会不是做报告，再好的宣传也要有人看才有效果，家家户户的电视机都有好几个频道，观众不爱看，一换频道，什么宣传都白搭！
经过争论、协商、让步、妥协，最后弄出来的节目总有点儿“四不像”的味道，倒不是导演、作者、演员不卖力，实在是这种“命题作文”难度太大。
比如，有一年要搞一次石油化工晚会，把作词的、作曲的、写相声的、写小品的都弄到一块儿，由石化总公司的领导和专家介绍——他们自己谦虚地说是“汇报”——情况，然后每人发给一大叠材料，你看得懂看不懂人家可就不管了。我开了两天会，总算搞清楚石油跟石化敢情不是一码事儿，一个归能源部，一个归总公司。又回家看了两天材料，这才知道化纤、塑料、人造橡胶都是从石油里来的。于是开始闭门造车写相声，好也是它，坏也是它。相声写出来了，题目就叫《生活与石油》，也谈不上什么“艺术”，不过借了些传统相声的路数往上生搬硬套而已。然后把本子交给总公司领导审查通过，因为主题突出，人家自然不会提什么意见。
然后由电视台找来演员（记得当时找的是侯耀文、石富宽二位）现排现演，然后录像播出，大功告成。
当然，从实际效果看，这种专题晚会也常常能够起到无可替代的宣传作用，也不能完全否定。不过作为作者，除非特殊情况，一般是不愿意接这类晚会的，因为条条框框太多，往往费力不讨好。
可是这类晚会总要有人来写，而且主办单位大都希望比较有名气的人来写，所以总会千方百计、软硬兼施地说服作者。比如我所熟悉的被称为中央台“四大撰稿”之一的阎肃和“四小撰稿”之一的任卫新，就常常被人请去为这类晚会撰稿，两人叫苦不迭却又无法推托，看他们一年四季疲惫不堪的样子，的确令人同情。
时间一长，许多作者也感到整天陷于这类晚会之中实在不是个办法，而且长年累月这样干下去，不仅身体吃不消，节目质量也根本无法保证，最后必将自己砸了自己的牌子——观众并不知道你有那么多苦衷啊！
于是，大家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推托理由——包括我自己在内，因为我也常被邀请为这类晚会写相声和小品——除了实在不好推托的（比如迎亚运、盼奥运、抗洪救灾等等，比如部里或台里领导点名请你完成的，比如和晚会的导演是“铁磁”的，比如和主办单位的同志很熟悉或主办单位许以作者优厚条件的，比如这台晚会的主题对作者确实有吸引力的——最后这种情况当然非常罕见），一般总要设法推托，而且要推托得巧妙，通常理由如下——
“我对交通安全（或节约用水、或人民保险、或安全生产、或妇幼保健等等）题材实在不熟悉呀，要是别的题材我肯定帮忙！”
——要是别的题材就再说别的吧！
“手里事儿太多，晚会什么时候开拍？六月？哎呀，要是七月就好了，我七月就能腾出手来，这回实在对不起了！”
——要是七月拍他八月才能腾出手来。
“我给你们推荐一位作者行不行？那谁谁谁就在北京呀，听说这两天正闲着没事儿呢，对对对，闲得直长毛儿，我这儿有他的电话号码……”
——再看那位作者怎么推吧！
“太不凑巧了，这两天我爱人（或我儿子、我妈妈、我三姑、我二舅以及一切三代以内直系旁系血亲均可）病得挺厉害（如系远亲一般则须说成已不幸去世），实在难以从命，过了这段儿再说吧……”
——时间一长就变成“狼来了”，等“狼”真的来了也没人信了。比如前年三月我外婆去世，去年六月我妻子住院，本来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期间我以此为理由（外婆去世，心情不好；妻子住院，需要照料）推了几台专题晚会，听对方那似信非信的口吻，气得我真想把外婆的死亡证和妻子的住院证拿给他们看。
除了节日晚会和专题晚会，中央电视台的其他文艺晚会一般都是中小型的了。
比如《综艺大观》，隔周一次，赶上节日或纪念日就叫“特别节目”，属于节日晚会，平时就属于这种一般晚会——不过是综合性的。但《综艺大观》最近也有向专题晚会发展的趋势，这期与某某城市合办，下期与某某部门合拍，有些是确实有此必要，有些恐怕也属于经济上的原因——总要有人赞助啊！
再比如像《曲苑杂坛》这类栏目中播出的晚会，还有其他的什么相声晚会、戏曲晚会、音乐晚会、舞蹈晚会等等都属此类，总之分门别类的居多，综合性的少而又少。
这类晚会不需要赶任务，也没有“主题先行”，艺术质量是可以保证的。如果你是某一艺术门类的特殊爱好者，我建议你看这类晚会。虽然不如别的晚会那么热闹红火，但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类晚会多半能看出些门道来。
1991年有一台相声晚会——“禹王亭杯全国相声征文大赛获奖作品选播”——就属此类，其中有些优秀作品在其他节日晚会或专题晚会上是极难见到的（原因我后面再讲），令全国相声爱好者大饱眼福。可惜播出的时间非常不理想，一次在晚上十一点，一次在白天，使许多观众错过了机会。
这类晚会虽好，但一是小型，二是分类，只能照顾到一部分观众的口味，没有大型综合性晚会的那种全方位的影响力和多层次的轰动效应，所以往往不被重视。
在1983年以前，春节晚会并没有被列入节日晚会之中。那时的除夕之夜，可能播一部新电影，也可能安排一台晚会——相声晚会、音乐晚会、“拥军爱民”专题晚会等等，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一直到1983年。
人是名人，事是大事
没有『三翻』哪来『四抖』？
划时代的1983年，中央电视台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在六百平方米演播室向全国观众现场直播。
晚会是茶座式的，弄十几张圆桌儿，沏上茶，摆点儿饮料，再搁上点儿花生、糖果什么的，跟单位里的联欢会差不多。
晚会由赵忠祥主持，他当时还不到四十岁，穿一身蓝色的中山装，留着小分头，若按今天的标准看，这身打扮可实在够“土”的。
马季、姜昆、王景愚、刘晓庆他们几个帮着“串场”，也都算是主持人。
晚会的节目虽不十分精彩但也透着新鲜、热闹——
索宝利、牟玄甫的黄梅戏《天仙配》；
斯琴高娃、严顺开的小品《逛厂甸》；
王景愚的哑剧《吃鸡》；
袁世海的《坐塞盗马》；
郑绪岚的《太阳岛上》……
这在当时都是极受观众欢迎的。
当时最“红”的歌星李谷一和笑星马季、姜昆几位，说起来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对如今参加春节晚会的演员来说也许已经是“天方夜谭”式的神话了——在那次晚会上，马季、赵炎、姜昆、李文华，爷儿四个竟然说了七段相声！而李谷一呢，一个人就唱了七首歌，还不算她和姜昆一起唱的《刘三姐》！
不堪回首啊！
如今，春节晚会的时间可是越来越金贵了。
唱歌，港台歌星受照顾有时还让唱两首歌，大陆歌星铁定的就是一人一首。
而且能在春节晚会上唱这一首歌的不是“大腕儿”（即著名演员）也是极有希望的新星，一般歌星能让你在“歌曲联唱”中露露脸儿，冷不丁地喊上一两嗓子就算不错了。
跳舞，如今多半是在独唱中给人伴舞，伴来伴去，节目演完了，有时连个正脸儿镜头都没捞着。还有一种开头结尾表现民族团结的舞蹈，十来种民族舞“浓缩”到一块儿，每种也就几秒钟，如流星一闪而过。就连杨丽萍那样著名的舞蹈家，春节晚会也把她的三种舞蹈经过技术处理压缩为三分钟！
相声、小品就更难了。
“有包袱就留，没包袱就去”，这是历届晚会导演常说的一句话。可是“包袱”得经过铺垫呀，没有“三翻”何来“四抖”？于是常听到这样争论：
——“某老师，您的相声给四分半钟啊！”
——“导演，五分钟不行吗？我们这包袱它……”
——“包袱留着，把那没用的都去喽！”
——“是呀，包袱也得有‘抖’的工夫呀！这四分半……”
——“超一秒都不行！超一秒我就把镜头切换到观众席，给你掐喽！”
——“那什么……干脆，我上台鞠仨躬就下来得啦！”
没法子，为了紧凑、火爆，春节晚会在四五个小时内得安排六七十个节目，每个节目可不也就三四分钟吗？
不堪回首啊！
如果说，1983年是春节晚会的一个良好开端，那么，1984年就是春节晚会大获成功的一年了，并从此奠定了春节晚会的崇高地位——成为中央电视台每年筹备时间最长、投入精力最多、阵容最强、水平最好、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收视率最高、观众最具期望值的大型综合性现场直播文艺晚会。
1984年晚会的许多节目至今让观众记忆犹新——
马季的《宇宙牌香烟推销员》；
殷秀梅的《幸福在哪里》；
郭颂的《串门》；
沈小岑的《请到天涯海角来》；
陈佩斯朱时茂的《吃面条》；
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
奚秀兰的《阿里山姑娘》；
李谷一的《难忘今宵》；
还有姜昆李文华的相声，游本昌王景愚的哑剧，谭元寿方荣翔的京戏……的确有点儿令人眼花缭乱、美不胜收的意思。
晚会播出以后，全国上下一片赞扬。这里且引用一封观众来信——
“除夕之夜，我们全家三代人围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春节晚会的节目。父亲是部队离休干部，他被演员精彩的表演逗出了眼泪。妹妹和我爱人被歌手们的歌声打动了，直后悔没用录音机把歌曲录下来。就连我刚出生十八天的儿子也有趣地睁着大眼睛，好像他也能听懂什么似的。我们全家，在这美好的时刻里陶醉了。”
观众陶醉了。
那么，举办春节晚会的人们呢，他们也陶醉了吗？
在巨大的成功背后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如果说，1983年是创业，那么，1984年以后就是守成了。
创业难，守成更难。这么多高质量的节目把观众的胃口一下子就吊上去了，一上去可就再也下不来了。好比粗茶淡饭吃惯了，一旦吃到山珍海味，那滋味可就再也忘不了啦！日后莫说粗茶淡饭难以下咽，就是普通的鸡鸭鱼肉吃着也不那么顺口儿了，甚至就连同样的山珍海味吃起来也觉得不如第一次那么好吃了，难哪！
既然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刚刚办到第二届就攀上了自己的艺术高峰，那么，似乎是命里注定，从此以后，它唯一的选择就只有居高不下了。
可是，仅仅一年，它偏偏又从顶峰跌入了深渊。
简直太突然，太出人意料，甚至可以说是太戏剧化了！
人是名人，事是大事
逢双大吉，逢单不利
难忘的1985年！
对导演，对作者，对演员，对春节晚会剧组，对整个中央电视台，乃至对许多热心的观众来说，几乎都是一场噩梦！
1985年新春刚过，首都各大报刊，全国各大报刊，新闻版，文艺版，专家撰文，读者来信，几乎万炮齐轰，都对准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
当时，一个个批评电话，一封封批评信件，如波浪，似雪花，汹涌澎湃，纷纷扬扬，直奔中央电视台而来。
专线电话已经发烫。
批评信件整整装满了三个麻袋。
最后的结果也是史无前例。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向全国人民深刻反省，许多人至今还记得播音员那沉痛的声音——
……整个晚会拖沓、松散，追求形式，华而不实，某些节目格调不高，某些即席讲话很不得体，晚会广告过多，还发售了赞助纪念券。凡此种种，引起观众不满是理所当然的。为此，我台诚恳接受大家的批评。
1985年的晚会，从导演到演员，从创作人员到工作人员，几乎都是1984年的原班人马。人还是昨天的人，枪还是昨天的枪，昨天打胜仗，今天打败仗，真是见了鬼了！
问题出在哪儿了？
公平地说，1985年的春节晚会，若从单个节目的质量看，并不比1984年低多少，有些节目还是相当出色的，像陈佩斯朱时茂《拍电影》，董文华柳培德的《十五的月亮》，还有汪明荃、奚秀兰、罗文等香港歌星的演唱——当时的开放程度不比现在，港台歌星不仅有吸引力而且有新鲜感，只是1985年用得过多过滥了一些。
若从1985年晚会的整体设计上看，虽然乱了一些，杂了一些，散了一些，拖了一些，比起1984年来是逊色不少，但比起1983年来也差不到哪儿去，有些地方（尤其是技术制作）甚至可以说还是有很大提高的。
而且，我们的电视观众历来十分宽容，中央电视台，各地电视台，每年不知道要搞多少台文艺晚会，其中也不知道有多少台晚会的质量之平庸已经完全达到了观众的忍耐极限——不仅是精神极限，甚至是生理极限——可他们还是坚强地忍住了，怎么这次就一触即发——即如火山爆发？
恐怕是因为他们对春节晚会寄予了太大的希望。
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期望值越高，幻灭感越强。
1991年夏，大连国际时装节。
中央电视台在这里搞了一台文艺晚会（属于专题文艺晚会一类），由黄一鹤任总导演，我应黄导邀请为晚会写相声。
白天都忙，谁也顾不上谁，只有到晚上吃夜宵时才能聚到一块儿，几杯啤酒下肚，大家就无话不谈了。
有一次不知怎么谈到1985年春节晚会的失利，作为当年晚会总导演的黄一鹤连连摇头，他谈到有些看似很小、很容易被忽视的因素，后来发挥的作用却大得惊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整个晚会的失控——
……那年不知怎么搞的，真是一处不顺，处处不顺！晚会用的那头牛，彩排了多少次，走得挺好，到直播那天，可能人一多受了惊，死活就是不迈步！
……王景愚演“悠绳”，彩排也就吊起二三米高，好歹是那么个意思就得了呗！到了现场直播，后台俩师傅一想，咱们也卖卖力气吧，“哗——”一家伙升到半空中，景愚那脸儿“刷”就白了！
……女排队员投篮球，主意挺好，游戏规则是谁投不中不准下场。没想到那什么芳还是什么兰哪，越慌越投不中，不准下场啊，时间就越拖越长，我是干着急！
……马三立老先生的相声，国宝，首屈一指，他老人家的表演风格真是松弛自如，在剧场里是怎么听怎么好。拿到体育场一看，敢情咱这晚会经不起这么“松弛”呀！好容易老先生说完一段儿，大伙儿一鼓掌，他一想也得对得起观众呀，得，返场又来一段儿！两段相声半个钟头，把我在转播车上急的呀，寒冬腊月一身汗！
黄一鹤导演讲这番话完全是熟人之间没事儿闲聊，并没有强调客观、推脱责任的意思。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十届春节晚会中，黄一鹤担任了五届总导演，成败功过早有定评。现场直播节目是“遗憾的艺术”，无法补过，不能重来，只好永存遗憾了。
出乎许多观众意料，中央电视台在谴责、自悔声中艰难地熬过了1985年春节之后，1986年的春节晚会仍然决定由黄一鹤担任总导演，整个剧组的班子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当时，中央台领导的决策依据是：黄一鹤执导了三届春节晚会，成绩为主，两胜一负，痛定思痛，哀兵必胜。
1986年的春节晚会果然大获全胜，不仅社会各界一致赞扬，连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同志也表态说：今年春节晚会是成功的，党中央是满意的。
——从这年起，中央负责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同志开始过问每年春节晚会的筹备工作。
1986年晚会的成功首先当然要归功于节目的精彩——
刘伟冯巩的相声《虎年谈虎》；
成方圆的独唱《我多想变成一朵白云》；
李婉芬周国治的小品《送礼》；
苏小明的独唱《军港之夜》；
沈伐的谐剧《零点七》；
侯耀文石富宽的相声《戏迷》；
陈佩斯朱时茂的小品《羊肉串》……
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6年晚会的总体设计也很精彩：从体育场拉回到演播室，布景道具都弄得喜气洋洋，开首的歌曲联唱把气氛一下就推了上去，节目短小紧凑，前后衔接自然，主持人适当淡化，晚会在零点钟声以后适时结束，见好就收。
1986年晚会剧组的全体人员卧薪尝胆，忍辱负重，齐心协力，雪耻伸冤。参加过八届春节晚会的喜剧演员陈佩斯，至今仍对这届晚会剧组的气氛十分怀念：人心齐，人帮人，我们的《羊肉串》有多少人帮忙啊！“阿里巴巴”的包袱是姜昆加的，什么什么包袱是谁谁谁加的……最后已经可以说是集体创作了。
1986年晚会的成功还有一个不大为人们所注意的重要原因：1985年的失利把观众对春节晚会的期望值大大降低了！只要期望值低了一切都好办：正因为1983年质量一般1984年就容易一炮打响，正因为1984年一炮打响1985年就容易出现失利，正因为1985年出现失利1986年就容易彻底翻身……
那么，以后怎么办呢？
难道春节晚会也会像苹果树那样，大年之后必然是小年，小年之后才能有大年吗？
假如真是逢双大吉，逢单不利，那么，1986年虽然成功了，1987年势必还要失利，以后还有1989年，1991年，1993年，1995年……“文化革命”尚且还要隔七八年才能再来一次，春节晚会却注定每隔一年就要大闹一场，长此以往，中央电视台受得了吗？
这样，因为1986年的成功，1987年春节晚会所面临的形势反而更加严峻了。
人是名人，事是大事
年年难过年年过
1987年，春节晚会成功了！
1988年，春节晚会又成功了！
1989年，春节晚会同样也成功了！
简而言之，从1987年开始，直到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再也没有出现过像1985年那样的大的失误，可以说是年年成功；不过，也再没有出现过像1984年或者1986年那样的大的轰动，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说是年年都不那么成功，仅仅是没有失败而已。
用电视台一位领导的话，叫作——
“年年都及格，能过关，出不了大彩，也塌不了大台。”
若借一副对联来形容，正所谓——
“年年难过年年过，事事无成事事成。”
为什么年年成功？
——总结了经验，吸取了教训，摸清了问题，找到了办法，熟悉了情况，掌握了规律，由必然王国进入了自由王国……
为什么年年又都不那么成功？
——我觉得，可能因为大家对春节晚会都习以为常了。
观众反正是习以为常了。
每个大年三十都必定有一台热闹、红火的晚会，歌星、笑星济济一堂，不看节目，光看模样就够喜兴的，好歹是个节日气氛呗！电视机就那么开头，喝酒，吃饭，聊天，打牌，该干什么干什么，遇到喜欢的明星、爱看的节目也多少看几眼，两不耽误嘛！
也曾有人在报上撰文建议取消春节晚会，遭到绝大多数观众的反对，倒不是大家对春节晚会有多么偏爱、有多么舍不得，只是因为吃年饭、放鞭炮、看晚会已经成了春节这个传统节日的传统内容，有了它倒不觉得什么，猛不丁地去了它还真有点儿空荡荡的……唉，甭管怎么着，有总比没有强呗！
前几年春节晚会一播出，没有人动员，不用谁号召，大量的观众来信就涌进了中央电视台，不管是表扬、是感谢、是建议、是批评，都体现了观众对晚会的热情关注，这种热情可是千金难买啊！
这几年搞起了“我最喜爱的晚会节目”有奖评选，选票是现成的，在上边打个勾就行，也受不了多大累，而且还有奖——就这样每年收回的选票还越来越少，这反映了观众对晚会的一种冷漠，最可怕的就是冷漠啊！
演员反正是习以为常了。
上过多次晚会的明星们过了国庆就开始准备节目，过了元旦就开始集中排练，他们无须再通过晚会来“出名”，但必须通过晚会来“保名”，他们参加晚会已不再是“新闻”，但如果不参加晚会却会引发出无数“新闻”——陈佩斯有一年因为在外地赶拍电影没有参加春节晚会，竟接到观众的询问信件数百封，有关他的种种传言也不胫而走！
明星们对参加晚会好像失去了往日的激情，演出的节目只要不“伤腕儿”（破坏名声）就谢天谢地了，很少看到过去那种为了一句台词跟导演争得面红耳赤的情景，也很少听说谁再为了一个音符半夜三更地去敲作曲家的门了。
晚会一结束，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急急忙忙找车回家，争取能跟家人团聚一会儿。孩子多半早睡了，妻子可能还伴着鞭炮声在家苦等，两人亲亲热热地商量着节日期间的日程安排：初一有演出，初二探朋友，初三是先去你妈家还是先去我爸家，初四是先看你二舅还是先看我三姨……只是很少有人再像过去那样一到家就心急火燎地四处挂电话，再三再四地征询别人对自己当晚演出的意见了。
至于那些还没有上过晚会的新星们，仍然在千方百计地争取一次参加晚会的机会，打电话，递条子，求同行介绍，找导演自荐……不过他们的积极性也远没有前几年那么高涨——前几年的晚会的确可以使许多新星一炮打响、一夜走红、一举成名，如今的晚会早已失去那种轰动效应了。
春节晚会的导演和剧组反正是习以为常了。
整个晚会由谁来设计，谁来撰稿，谁来作词，谁来谱曲，谁写相声，谁编小品，大致都心中有数，甚至早已约定俗成：“撰稿找阎肃吧！要不韩伟……开头的歌曲联唱找温中甲，电话号码我这儿有……你让梁左后天来，谈姜昆的相声……石林的小品怎么样了，听说他今年弄的这块活儿还行……回头再给那谁打个电话……”
至于晚会该找哪些歌星，哪些笑星，哪些新星，哪些旧星，哪些中国星，哪些外国星，也都大致摸索出了一定的经验。这还真不能怪他们墨守成规，就以小品为例，假如不找陈佩斯朱时茂，不找黄宏宋丹丹，不找赵丽蓉，不找赵本山……那观众能答应吗？那整个晚会还不是自己找“砸”呢吗？
还有晚会的开头结尾，节目顺序，前后衔接，中间过渡，何处高潮，何处起伏，何处出彩，何处动情，多年来也都摸出了规律，大致是错不了的。
晚会还要照顾到方方面面：音乐舞蹈，戏曲曲艺，少数民族，少年儿童，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各自应占多大比例，导演早已胸中有数了。
要是说到服装道具，灯光布景，音响摄像，舞美化妆，乃至如何组织，如何管理，衣食住行，送往迎来，晚会工作人员中不乏十年元老，早就烂熟于胸，不在话下了。
甚至就连中央电视台也反正是习以为常了。
春节晚会已经列入日常工作计划，每年一进入夏季就开始物色导演和主创人员，一进入秋季就开始把剧组的班子搭起来，一进入冬季就开始一轮一轮地审看节目，一进入腊月，中央电视台的主管副台长（洪民生同志）和文艺部主任（邹友开同志）就开始一天几次往剧组跑，广播电视部的部长（艾知生同志）和主管副部长（王枫同志）也开始一周几次来剧组听汇报，看演出，讨论节目，处理问题……
时间一长，我估计连领导们也总结出了经验：这审看晚会节目千万急不得恼不得，讲究先松后紧，先宽后严，开头儿节目多多益善，然后才有余地一个个把关筛选，修改提高，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尤其不能小看晚会直播前的一两个星期，往往有好节目如同一匹黑马专在这时候冒出来，所以这时的领导们也往往对新出现的节目特别注意，从不借口时间紧迫而拒绝审看——哪怕到直播的前一天！
艾知生部长有一句名言：“春节晚会要是砸了锅可比彩电中心着了火都让我着急！”其实他的这种担心也没太大必要，因为如今的春节晚会早已不可能出现大的失败，正如它也不可能出现大的成功一样。
因为一切都习以为常了。
莫非，就不想改革、不想创新、不想突破、不想提高吗？
当然想。观众，演员，导演，电视台，都想。朝思暮想。
可是——难哪！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出门不知行路难。
以我近年来参加春节晚会创作的亲身体验，深感这台晚会的改革之难，创新之难，突破之难，提高之难，难于上青天！
人是名人，事是大事
都是小打小闹
自1987年起到现在，历届春节晚会的主创班子，没有一个不想改革创新、突破提高的，方案提出了一套又一套，点子想出了一个又一个，到头来总是雷声大，雨点小——
比如，春节晚会的茶座式、剧场式是不是可以改一改？
1985年把晚会拉到体育场虽然失败了，可并不等于只有在演播室才能成功呀！
况且，体育场的失败只能证明春节晚会不宜放在体育场，放在别的地方行不行呢？
于是，这几年出现了不少设置晚会分会场的方案：游泳馆分会场，中国大剧院分会场，广东分会场，黑龙江分会场……
结果呢，这些方案或被否定，或被淡化，或被采用但效果不佳。
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真是最可怕的势力。
本来春节就讲究个团圆，家里边团团圆圆看电视，电视里团团圆圆开晚会，多少年都这么过来了，如今挺好的晚会要分成东一块儿西一块儿的，这不没事找事吗？
比如，春节晚会一定要中央电视台独家举办吗？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与地方电视台联合举办行不行？
试了试，也不理想。
一是这种方法和设置分会场差不多，容易破坏晚会的整体性，也容易冲淡晚会的热闹气氛，弄不好还容易搞成一锅大杂烩。
二是地方台选送的节目质量参差不齐，而且最受欢迎的相声小品节目一般不会被选送，送上来的大多是些他们认为最有地方特色的歌舞节目，有特色当然好，不过那还能叫“春节晚会”吗？干脆改“地方歌舞”吧！
三是春节是全国各民族的传统节日，全国三十个省市自治区，你选谁不选谁呀？若是今年选几个，明年选几个，零零散散的，仍然成不了气候。
比如，把体育明星、英雄模范、热点人物乃至党和国家领导人请到晚会现场，是不是也能多少烘托点儿气氛？
这种方法也是几乎每年都要试一试，各行各业的明星们也几乎都在晚会上露过面儿，或由主持人介绍事迹，或让他们自己随便说几句，顶不济也要给个把镜头，打上字幕，如“勇斗歹徒的某某某”“种粮状元某某某”等等。
春节晚会虽然非常讲究“欢快”，但也十分强调“动情点”，有几届晚会的“动情点”就是从这些热点人物身上找出来的——
聂卫平姐姐一家善待小保姆，配上韦唯演唱的《爱的奉献》；
援藏献身的女大学生，配上天真烂漫的生前相片和悠远的音乐；
保持革命晚节的“活烈士”李玉安；
滞留大陆苦苦思乡的台湾籍老兵……
1989年，还曾大胆设想在零点钟声以后请邓小平同志亲自向全国人民拜年，而且经过再三考虑，只为他设计了一句台词——
“我以一个中国老人的身份，给大家拜年！”
这个场面如果播出来，想必效果一定是不错的，可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不过最后还是请到了邓颖超同志，当然是事先录的像。
1990年登峰造极，竟然真把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双双请来晚会现场，由他们讲了几句拜年话，博了个满堂彩。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这种场合自然要表扬晚会节目精彩，感谢演员辛勤劳动，无形中也就变成中央领导对这年春节晚会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你就是再想批评也有点儿不好意思开口了。
不过，这种方法（行话称为“借腕儿”，即借别人的名气为我所用）也只能偶尔一用，若是没完没了一个劲儿地用也就不新鲜了。
况且，说白了，这种方法就算用得再多再好也与文艺晚会本身关系不大，算不得什么突破和创新。
比如，春节晚会的串联方式能不能变一变？
1989年的元旦晚会是由阎肃撰稿的，他设计了由陈佩斯朱时茂以竞争主持人的方式来串联整个晚会，令人耳目一新。这台晚会在中央电视台历届元旦晚会中属于相当出色的。当然，晚会的节目也十分精彩，有的节目甚至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效应，例如我和姜昆创作的《特大新闻》，例如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侯辅导》——但阎肃独具匠心的串联方式也无疑是晚会成功的重要原因。
1990年的春节晚会指定阎肃参加撰稿，大约也是想在形式上来点儿突破。在晚会的整体设计阶段还找了一群人帮着出谋划策，我也忝列其中。
当时，阎肃提出把晚会分割为歌舞、曲艺、戏剧（含戏曲和小品）三大块儿，在同一个演播室中搭三个台，给人感觉又像一个大型的综合性晚会，又像三个小型的专题性晚会，虚实结合，明暗相间，运用多种方式将其串联为一个整体。
大家听了也都很感兴趣，纷纷献计献策：可以用字幕、主持人、歌星笑星、演员自报，尤其是“戏中戏”的方式来串场：
——不甘心当配角的陈佩斯挥舞着手枪到舞蹈场上去抓八路军……
——姜昆唐杰忠误入歌唱阵地因而有了《学唱歌》……
——相声这边儿正说着《亚运之最》，歌舞那边儿又唱起了《亚洲雄风》……
不过，这种串联方式虽然有新意，但能否成功谁也不敢打包票；而且即使成功也不过是小改小革，倘若失败却极有可能引发像1985年那样的轩然大波！
思来想去，还是稳妥为好。
最后决定有限度地采纳这一方案——
不搞三大块儿而搞成三个演员代表队，每个队还有正副队长什么的；
观众则分为三个啦啦队，分别穿上三色服装；
主持人以裁判的面目出现；
整个晚会以竞赛的形式串联。
若说没改革呢，也多少有点儿创新。
要说有提高吧，也没太大突破。
旧瓶装新酒？我们这瓶子也经过了改装呀！
换汤不换药？我们这药里也算另加了两味嘛！
得啦，白马非马，就这么着吧！
晚会播出以后效果平平，没人说好，也没人说不好。不过，春节晚会办到这个地步，只要没人说不好也就算很不错了。
比如，春节晚会能不能多用些电视手段来扩大容量呢？
1991年的“七一”晚会是由青年导演赵安执导的，他善于运用各种电视手段，其中最主要的是在节目进行中穿插大量画面和镜头，以丰富节目内容。
例如一般晚会的歌曲节目，镜头只是对着歌星，最多再来个剧场全景或观众画面，赵安却能够根据歌曲内容而自由驰骋——相当于当今流行的MTV。
在“七一”晚会的一首歌颂党的歌曲中，随着歌声，赵安在屏幕上先后展现出：
——南湖的船；
——井岗的竹；
——遵义的朝阳；
——陕北的黄土；
——白发苍苍的老战士；
——朝气蓬勃的新党员；
——洪涝灾害中抢救群众的解放军官兵；
——改革年代里冲锋在前的各级干部……
这样，充分调动了观众的听觉和视觉，从而无形中增大了节目的容量。
据说，江泽民总书记在看完这台晚会后，心潮起伏，当夜即打电话给广播电视部艾知生部长，表扬晚会的思想性好，艺术性强，有很好的教育意义，照顾到了方方面面，总之，评价甚高。
1992年的春节晚会决定由赵安出任总导演，独挑大梁，恐怕也是希望他发挥特色，给春节晚会带来新意。
赵安不负众望，果然调动了不少电视手段，但由于晚会现场直播，节目中播不进镜头，只好最大限度地采用了其他方法：
——大陆、香港、台湾歌星同唱一首歌；
——晚会中间穿插大量的场外镜头；
——图文并茂的民俗介绍；
——甚至，个别节目干脆搬到现场实地拍摄：哨兵在雪地上站岗，歌星就在旁边唱着歌颂他的歌曲，唱到兴头上，还伸手帮他拂去身上的雪花……
晚会播出后也有人说好，也有人议论：哨兵站岗你唱歌分他的神还是小事，关键整个晚会被分成六块，其中有两块尽是场外画面，观众情绪接不上呀！
说到底，上面这些改革不过是形式上的改革，是小打小闹、枝枝节节上的创新。
春节晚会的真正突破还必须是内容上的突破，是节目质量上的提高。
谁也不否认这一点。只是——提高节目的质量又谈何容易呢？且不说提高，就是保证每年节目的质量不降低又谈何容易呢？
人是名人，事是大事
『歌颂型』和『讽刺型』
说到春节晚会的节目，我最熟悉的是相声和小品。
相声和小品是每年春节晚会的重头戏。
这两个品种搞好了，歌舞戏曲总差不到哪儿去，整个晚会就算基本成功了。
反过来说，如果相声、小品砸了锅，就算歌唱得再好，舞跳得再好，节目串联得再好，整体设计得再好，也往往是费力不讨好。
这几年春节晚会的不景气，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与相声的不景气关系极大——小品前两年还行，这两年不知怎么也跟着相声一起往下走了。
究其原因，恐怕因为它们都属于“讽刺型”的艺术品种。
说实话，我至今都不明白，许多相声小品的思想深度和反映生活的广度与其他体裁的文艺作品相比并不逊色，为什么要简单地分为“歌颂型”和“讽刺型”呢？——这种奇特的分类法是相声小品所独有的，从来没有人把小说、诗歌、戏剧、电影这样分类。
——《红楼梦》是“歌颂型”还是“讽刺型”？
——《红高粱》是“歌颂型”还是“讽刺型”？
——《茶馆》是“歌颂型”还是“讽刺型”？
——《离骚》是“歌颂型”还是“讽刺型”？
从来没人问。
就是有人问也准保没人理——有病呀！
凭什么我们的相声小品就该在这“歌颂型”与“讽刺型”中间绕来绕去，绕了四十多年还没绕出来，而且还准备一直绕下去呢？
也许，因为别的艺术的内容都比较复杂，而相声小品内容都比较简单吧？
那么，一旦当相声小品的内容也变得复杂起来，这种简单的分类法是否就应当自动结束自己的历史使命呢？
远远没有。
是的，远远没有。
至少，在春节晚会上，这种分类法的生命力还是很强盛的。
一段相声如果被确认为是“歌颂型”的，简直可以一路绿灯，一帆风顺。姜昆李文华的《在希望的田野上》，姜昆唐杰忠的《照相》（不是《如此照相》，那属于“讽刺型”），刘伟冯巩的《虎年谈虎》，侯耀文石富宽的《戏迷》，李金斗陈涌泉的《送春联》，还有常宝华等人的《相声联说》，莫不如此。
倘若是“讽刺型”的嘛，当然啦，也不是不让你上春节晚会，还要看你“讽刺”的是什么。讽刺个吹牛皮啦，说大话啦，吃喝风啦，高消费啦，要赞助啦，乱收费啦，赌博耍钱，超生超育，小商小贩，缺斤短两……一句话，小打小闹的，注点意，也还行。若是涉及到官僚主义，脱离群众，世风日下，党风不正，以权谋私，认人唯亲，社会弊端，热门话题……对不起，要通过审查，可就难上加难了。
春节晚会上许多相声和小品的遭遇都是现成的例子：
《宇宙牌香烟推销员》——“我们国家的香烟现在刚刚有了少量出口，这样一搞，弄不好要影响创汇呀！”
《羊肉串》——“朱时茂作为工商执法人员，怎么能随便吃个体户的羊肉串呢？尽管是被迫的，也是违反纪律，容易让人对工商人员产生误解。”
《虎口遐想》——“小伙子临死以前说要把什么老虎吃人的录像卖给外国人去赚外汇，这好像不大合适吧？当前有些同志对改革开放就是有情绪……”
《主角与配角》——“两个演员一会儿是八路，一会儿是特务，一会儿是汉奸，一会儿是叛徒，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好像不大严肃吧？”
我们再以1992年的春节晚会为例：
——侯耀文石富宽的《买猴新篇》是“讽刺型”的，主要讽刺公款吃喝、公款旅游什么的，在工厂为工人同志们演出很受欢迎。段子的基础相当不错。后来不知怎么，审查来审查去，毛病越挑越多，最终给“毙”了！比如一位领导说：“到长白山买猴？不可能！我在吉林工作多年，长白山根本不出猴嘛！”其实，“买猴”这一事件本身在生活中也是不可能发生的，夸张、变形、荒诞都是“讽刺”的常用手法，人家讽刺的是公款旅游，明明那儿不出猴你偏要去买猴，这就是公款旅游嘛！《买猴新篇》被枪毙以后，演员和作者又奉命赶写了一段“歌颂型”的《小站迎春》，“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这回领导审查时还没看到一半儿就连连鼓掌，连连点头，一致通过，一次通过，什么意见都没有了。
——牛群冯巩的《电视批评》是给电视台提意见的“纪实性”相声，属于所谓“小骂大帮忙”一类。这个题材事先征得了晚会剧组和电视台领导的同意，他们和作者还走访了电视台的各个部门，比较深入地了解了观众的各种意见。节目出来后，几位领导可就有点儿吃不准了：你给少儿节目、给体育节目、给动物世界你提什么意见都不要紧，给《新闻联播》怎么提意见？“新闻联播的主要缺点就是太短，半个钟头哪够呀，三个钟头才好呢！”这像话吗？“新闻联播不是接见就是会议……”你说谁呢？“新闻联播年年都有点儿雷同，一月开门红，二月迎新春，三月学雷锋，四月悼先烈，五一颂劳动，六一唱儿童……”你赶紧给我打住吧！趁早儿，别麻烦，换节目！新节目叫《办晚会》，虽然也是“讽刺型”，小打小闹的，问题不大！
——维吾尔族歌唱演员克里木和回族相声演员常佩业合说的《民族乐》，也说不上是个什么“型”的，因为段子本身根本就没什么内容。后来也不知哪位眼尖，发现这个段子敢情是“歌颂”民族团结的，56个民族56朵花儿，回族维吾尔，一段相声占了俩，虽然水平差点儿，得啦，修改提高吧！后来领导审查时也说了类似的话：要按艺术水平说《民族乐》确实不够上春节晚会的，可一段相声涉及两个少数民族，难办哪！——我至今也不明白这有什么难办的，艺术水平不够，你就是涉及八个少数民族管什么呀？该删就删呗！
唉！难哪！
本来嘛，人家春节晚会就讲究个欢快向上，相声小品倒是越多越好，不过这“讽刺型”的嘛，也不能说绝对不要，可大过年的你讽刺谁呢？
就说人家有点官僚主义、有点脱离群众，有点落后现象、有点封建思想，好歹总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吧？都讽刺人家一年了，年根儿底下，还不该让人家松快松快？等过了年再接茬讽刺不行吗？
要“讽刺”还有个规矩，对事不对人。工农商学兵，谁也不能提。马季的《宇宙牌香烟推销员》一出来，除了说他可能影响出口创汇，还有质问的：“难道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推销员的形象吗？”不是呀，这是个别的，还有好的。“那你怎么不说那好的呀？”
“讽刺”总得有人物，有人物总得有职业，说别人不行，就说演员自己吧！沈伐的《零点七》（四川谐剧，类似于单口相声），说的就是演员要高价，这回别人听着倒没意见，演员不干啦！参加晚会的一帮年轻演员一本正经地找到沈老师，“剧组让我们通知您，您的节目被‘枪毙’了，让您赶紧收拾东西回家，一天不准多待！”说是开玩笑，也能见真心。节目播出那天，你看那现场效果，观众个个笑开颜，演员个个板着脸——这两年社会上对咱们演员的议论就不少啦，您还跟这儿添油加醋的，这不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在春节晚会上搞“讽刺”，还得照顾到节日习俗，诸多禁忌，百事不宜。什么生啊死啊伤啊亡啊的都少提，大过年的别给人添堵。爱情也少写，人家家里大男小女老少三代团团圆圆坐一块儿看电视，你写这个，当老辈儿的脸上挂不住。外国的事儿说说行吗？跟谁也不挨着……别呀，中国节日你老提外国干吗？
就这么难！
从相声和小品创作的艰难可以看出整个春节晚会创作的艰难。
多年以来，春节晚会就是在这艰难中摸索着前进。
多年以来，我们——春节晚会的创作者们——就是在这艰难中摸索着前进。
我想起年轻时读过的郭沫若的一句诗：
——凤也飞倦了，凰也飞倦了，它们的死期将近了！
人是名人，事是大事
我们不干，谁干？
当我写完这篇小文的时候，中央电视台已经开始筹备第11届春节晚会——鸡年春节晚会了。与往年略有不同的是，今年没有由上面指定导演，而是实行了当前最为流行的民主竞争：每个导演都必须先行提出自己的方案，谁的方案好，谁上。
这个小小的改革，能救活鸡年的春节晚会吗？
结果反映平平。尤其令我伤心的是，我和姜昆全力创作的相声《大船》没有通过审查，也就没能与观众见面。后来拿出的《侯大明白》，实在不能算上乘之作。
后来的第12届春节晚会，仍然反映平平。那一年，是我多年以来第一次没有参加春节晚会的创作工作。
当我编辑这本小书的时候，中央电视台已经开始筹备第13届春节晚会了。赵安又出任总导演，来电话说：“哥们儿，今年怎么样？再干一次吧！”
我已经歇了一次，现在还有必要重新出山吗？
这一年，我写了一部电视剧：《我爱我家》，感觉很舒服。
这一年，我和姜昆合作了一部相声剧：《明春曲》，感觉很顺利。
这一年，我还准备和王朔合作一部话剧：《北洋军阀》，正在找感觉。
告别春节晚会吧！
不，也许还不到时候。
蒋介石有一句名言：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除了世界性的体育比赛之外，恐怕没有哪一种电视节目像中国的春节晚会拥有这么多的观众了——八亿至九亿。
用一句“文化革命”中的流行用语——
“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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