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了以后怎么办？

1993年4月，英达为创作电视情景喜剧《我爱我家》，在北京西山联系了一家内部招待所，邀我同去，于是一同上了西山。

西山风景很美。二十年前轰动一时的新发现的曹雪芹故居就在这里，相传他的《红楼梦》也是在这儿写成的，有他友人的诗句“不如著书黄叶树”“庐结西郊别样幽”为证。如今这里已被辟为曹雪芹纪念馆，离我们住的招待所只有几百米之遥，我们工作之余去参观了两回，结论是：写不写书两说着，这么清静的地方要养老还是不错。

于是我们就想到了老，我们老了以后怎么办？

说来也怪，我现在不过三十几岁，却常常有一种“老冉冉其将至”的感觉。虽说咱社会主义老有所养，不必为衣食操心，即便儿女不孝还有组织，但老年人毕竟不同于年轻人，总要有一种新的活法，所以也该早做安排。

记得有一次，姜昆和他的兵团战友们办了一个名为“难忘黑土地”的知青生活回顾展，邀我参观。我因为也曾赶上过插队落户的末班车，心中也隐隐地埋藏了一段“知青情结”，所以看得津津有味。和我们同去的还有姜昆十二岁的女儿姜珊，她显然是被父母硬拉来受教育的，如今的小姑娘心中的偶像早都换成了港台歌星，看这种恍若隔世的展览自然味同嚼蜡——只是一个劲儿地催我们快走。看完以后姜昆问起观感，大家都连声说好，唯姜珊小声嘟哝：“一点都不好看，没意思！”说得姜昆和李静民——姜昆夫人，也是他的兵团战友——都火了，批评女儿是蜜罐里泡大的，不知道爹妈当年受的那份苦，身在福中不知福，等等，等等。

当时，我唯一的感觉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开始老了，我们和年轻的一代之间已经产生了代沟，而且我们正不知不觉地重复着我们上一代人对我们的做法——当年我们的爹妈不也总爱喋喋不休地唠叨他们在旧社会受的那份苦、那份罪，也不管我们爱听不爱听，还美其名曰“忆苦思甜”吗？

1993年春节，上海《文汇报》效仿前贤，搞了一次“我梦想中的未来的中国和未来的个人生活”征文，说是三十年以后再来对照。王朔和我同时接到稿约，正好有一次朋友聚会，便一起探讨起来——

关于未来的中国，我们一致认为肯定比现在要好，这是不必说的了。

关于未来的个人生活，王朔建议我们仍然当作家，我问，我们七老八十那会儿写不出东西来怎么办？王朔笑道。我们可以写些信春致马羚妹——当时马羚正在旁边看着我们笑——问她现服什么药、吃多少饭、摔伤的腿可好些了、家中养的花草长势如何、并说些我们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不能前来探望遥祝吾妹新春快乐健康长寿等等闲话，你想九旬老作家致信八旬女演员多么难得，必有报刊愿意发表，这就算创作啦！我说这样未免过于无聊，王朔又出主意，那你可以写写“回忆《我爱我家》创作的前前后后”之类，我也可以写些“关于《爱你没商量》的二三事”什么的，到那时这些都是史料，你信不信？我说我信是信，但我不相信这种文章一定要等到老糊涂了以后再写。

我们老了以后，写的文章若超不过自己年轻的时候，就不要再硬写了；教育年轻人时若人家嫌你烦，也就不要再自讨没趣了；找个安安静静的地方——譬如西山——安安静静地养老，多好！

庐结西郊

死了以后什么样？

鲁迅写过几篇文章，从头发说到牙齿，从牙齿说到胡须，有人嘲讽他：再这么说下去，就该说到屁股了。鲁迅感叹道，中国人在别的事情上想象力倒还有限，唯独一涉及人体，怎么就会那么浮想联翩地一直想下去！譬如人家洗了脸洗了胳膊洗了手，他就想到下面该洗屁股了；譬如外国妇女闹解放除去了面纱，他就想到再解放下去她们就该光着屁股上街了……

要不说“国民性”难以根除呢，直到今天，我也未能免除这种“联想”的思维方式，在上篇文章中说到“老”，在这篇文章中就要来谈谈“死”了。

几年前，妻子不知从哪儿听说有一种“猝死症”，而且多于半夜两三点突发于青年男性身上，于是回家吓唬我说，你晚上要注意呀！可别睡得太死就睡过去啦！那时我们的女儿还小，妻子半夜醒来替她盖被，总要顺便把手伸到我嘴边试试还有气儿没有，弄得我哭笑不得。

戈培尔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其实，也用不了一千遍，有个三遍五遍就差不多了。我被妻子吓了几回，就坚信自己是迟早要“猝死”的，于是早早做了安排——就为死后给妻子、给家人、给领导、给群众留个好印象。婚前曾有过几次不成功的恋爱，昔人已去，情书犹在，这时只得付之一炬，避免留下把柄；婚后也曾有些女孩对我表示过好感，个别胆大的还赠有玉照几帧，也只好一并烧了，免得留下后患；前几年断断续续还记过一些日记，对领导对上级对国家对时局颇多议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此时也一并销毁，恐有碍语焉。至于历年所得的奖状之类，当然都摆在最为明显的位置，便于整理遗物的人一眼看到，也好择其要者作为成就写入悼词……如是等等整理完毕，也就百无挂碍了。

后来想想又有点儿可笑。古人云，“死后原知万事空”，人都死了，贾宝玉所谓“化灰化烟”了，还要考虑给别人留什么好印象！

后来想想又有点儿不甘心。奥林匹克精神：重在参与。大千世界，气象万千；祖国建设，沧海桑田。而“化灰化烟”之后，这一切竟都与我无关了，这怎么可以呢！

后来我抽空读了点儿宗教方面的书，倒要看看他们为信教群众描绘的死后情景是怎样，若果然好，临终前也不妨入了教，信教不分先后嘛！研究下来，佛教吗，修行到最高境界也就是“不生不灭”，不解决什么问题；基督教好些，死后有天堂可入，但关于天堂中的情景却语焉不详；倒是伊斯兰教说得明白，死后可进入下临诸河的乐园。

但这些毕竟都在天上，与人间了无干系。思来想去，倒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托生”（其实也是从佛教传来的，但不是最高境界）更有吸引力，再活一次谁不愿意呀！托生个什么呢？不能是植物，草木一秋，昙花一现，没多大意思；也不能是动物，被人类玩弄于股掌之上，或饲养，或宰杀，或保护，或观赏，也没多大意思；要托生咱们就还得托生为人！

托生成什么人呢？我想这倒关系不大，工农商学兵，干什么不是奉献呀！若托生为女孩儿，咱就美丽多情；若托生为男孩儿，咱就漂亮潇洒，这还不都好商量？

托生为哪儿的人呢？美国，日本，西欧，加拿大……不不不，记得某前代部长——在其壮年时曾做新诗一首，假如我还不曾出生，假如一切都能重新选择，我挑来挑去，“是你，还是你啊，中国！”对这位前代部长的其他观点，我或许不敢苟同，但他的这一观点却深合吾意。我也是选择来选择去，“是你，还是你啊，中国！”

若问，为什么？答曰，习惯了。

庐结西郊

假如被敌人抓住

在60年代前后，出现过一大批文艺作品，专门描写革命者被敌人抓住后如何坚贞不屈，最突出的是小说《红岩》，许云峰、江姐任凭严刑拷打就是咬牙不招；还有一部朝鲜电影，写一个革命者为了不在睡梦中泄密，竟把自己的舌头咬掉。

差不多每个从60年代过来的孩子那时都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我被敌人抓住怎么办？

王朔在《你不是一个俗人》中写了一位中年厨师，长大后也还念念不忘这段“情结”，竟花钱雇人照中美合作所那意思拷打了自己一回，然后沿着大街高呼口号慷慨就义，算是圆了一回自己童年时代的烈士梦。

我小时候很怯弱，不比这厨师，能铁了心做江姐。

我总担心自己受不住那般酷刑，比如用竹扦往指甲缝里扎，扎得十指鲜血淋淋。我曾经用一根缝被子的大针在自己手指上试过一次，结果很令人失望——刚扎出一点儿血就疼得我大叫起来，把针一扔由屋里蹿到院外。

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郁郁寡欢，自己一生中若不被敌人抓住便罢，若被抓住肯定吃打不过。后来读《水浒》，见白日鼠白胜被捕后先还抵赖，只说“白胜不合与他担酒，其实并不认得他六个人”；后来吃打不过，只得招了；再后来越狱逃跑上了梁山，他的朋友们也没追究他的历史问题，仍安排他在山上当了头领——心中也就暗暗地感到了一线生机。再研究下去，原来李逵也曾被捕过一次，也是吃打不过，“胡乱招作妖人李二”，心中也就越发释然了——你能说白胜不算英雄，你能说李逵不算好汉吗？

那时我们邻居有一位很爱我的小姐姐，我把我预备将来“吃打不过只得胡乱招了”的想法向她谈了，她表示同意。她说你如果尽了最大的努力还是坚持不住，那就不能怪你软弱、动摇，只能怪敌人凶狠、残暴，该受谴责的是敌人而不是你，我们该向敌人报仇而不是向你报仇，比如你把我招出来，我就绝不怪你……我听后心中十分感动，使劲儿地握了握她的手——那时的开放程度不比现在，男孩儿女孩儿悄悄握手差不多就等于以身相许了——同时也暗下决心：如果敌人让我招出她来，打死我也不招！

从这天起我的观点有了很大变化，我相信爱的信念或许可以创造奇迹——打死不招！

如今，随着科学的发展，敌人的招数也越来越先进，什么电刑老虎凳之类早已废弃不用，而代之以科学的方法——比如种种可以摧毁人的意志或使人产生幻觉的药物，这就完全不是人力所能抗拒的了。

而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比如我看过一部外国电影，写一个国家的情报部门负责人被敌国抓去，于是该国政府决定派一支小分队去营救他，并决定若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营救不成就将他炸死在敌人的审讯室里——虽然该负责人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但政府认为当他的生理忍受达到极限时他泄露情报是很自然的事情，要求他守口如瓶不仅不可能而且不人道，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采取积极的营救态度或者消极的灭口措施。

虽然如此，但我仍无意改变我童年时的观点，爱的信念——对亲人、对事业、对国家或主义的热烈执着的爱——或许可以创造奇迹！

庐结西郊

假如生一场大病

鲁迅说，生一场小病，也算是一种福气，可以心安理得地丢开工作，躺在床上悠闲地看书，条件是要有钱养病不至于挨饿才行——那么，生一场大病如何呢？他没有说。不过我想，恐怕也应该算是一种福气，而且可能比一般小病的福气还要大些。

首先，小病往往查无实据，让人半信半疑。比如《红楼梦》中的宝黛等人就常常“推作身上不好”而拒绝参加某种活动，到底真病假病谁也闹不清。

其次，小病固然可以丢开工作，但这年头能不能完全静得下来也很难说。比如你是一位领导或一位经理或一位作家或一位演员，患了头疼脑热有医生证明在家休息，但下级要请示企业要运转报刊要索稿剧团要演出，你就忍心那么踏踏实实地在家躺着吗？大病则不然，命都顾不上还顾得了别的吗？于是心里首先就把诸事都看得淡了，你看淡了别人也就不好来麻烦你了。

最重要的是第三条，生了大病还可以提出一些非分的要求，其无理的程度在平时（包括生小病的时候）都是难以想象的。

比如，吃。中国是一个还没有完全解决温饱问题的国家，“吃”在人们的心目中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平时吃什么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方便程度，但在大病中却可以全然不顾，想吃什么尽管说就是啦！电视剧《人到老年》中的一位北京退休老工人，在大病中点名儿要吃保定的烧鸡，其平日不孝的儿媳妇也就专门请了假去保定为他买，病人嘛！极而言之的情况是到了病危时，大夫常对家属说：“想吃点儿什么就给他做点儿什么吧！”也就等于宣告了病人的不治——可见连医生都这样重视吃的问题。

我现在早已想好了一样吃的东西——用地道的大鲍翅和金华火腿再配上一只老母鸡清炖二十四小时炖出来的汤，我还是两年前在香港吃过一次——只等生大病时就让家人弄来给我吃，至于他们上哪儿弄去就不干我的事啦！

除去吃，大病中的人还有权提出一些更无理的要求。比如我大学时的一位男同学，一直暗恋着一位低年级女生，眼看要毕业分配了却没勇气对她表白。毕业聚会时该男喝了二两白酒，一出门儿恰恰昏倒在一家医院旁边，于是被抬往医院抢救，我们几个班干部轮流守候在侧。午夜时分病人终于苏醒，也不搭理我们，嘴里只是有气无力地呼唤着那女生的名字。医生问我们他喊谁，我们说是一位与他并无干系的女孩，医生厉声说：“让她来！病人叫她！”我们只好连夜回校砸门把那女孩儿砸了起来，女孩儿委屈地说：“我不认识他呀！凭什么我得去医院看他？”我们告她人命关天，请遵医嘱。女孩只得来了。一进医院，该男果然起死回生，一把拉住女生细诉衷肠。女生碍于医生在侧，我们在旁，也不好马上挣脱，只得含糊支应着，不明不白地在床头陪他坐了半宿，折腾到第二天早上才委委屈屈地回学校上课去了。极而言之的情况就更多啦，比如一位患重病不治的美国男童想当一天总统，里根总统果然就让了一天位给他，前提自然是这男孩儿重病而且不治，否则，总统也是随便当着玩儿的吗？

我童年时的一位好友目前正处于大病之中，央我专门写些东西给她看。前面说过，病人的要求尽管无理也很难拒绝，于是我就写下了这些文字。文中把生场大病说得千好万好，也是劝慰她的意思，其实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一句老话——

有什么别有病！

庐结西郊

闺秀诗与流行歌

很早以前曾读过一本清人选编的《闺秀诗》，印象很深。

其中有一些明显是假的。比如“任是无情也动人”“未曾真个也销魂”“晚来弄水船头湿，脱下红裙裹鸭儿”的作者都是著名的男性诗人，并非闺秀。

还有一些明显是真的。比如“有女十三郎十五，朝朝相见只低头”的作者是袁枚的女弟子，这是选入《随园诗话》的。

再比如“世有痴情应似我，伤心岂独是小青”的作者冯小青也是一位很著名的青年女诗人，据说杭州至今还有小青墓，柳亚子先生曾有诗凭吊她。

至于收入诗集中的大部分作品则真假难辨，“写闺秀”是一点儿不假，但是否“闺秀写”却要大大地打个折扣——而“写闺秀”和“闺秀写”正是闺秀诗的两个要素，缺一不可。这且不去管它，作品中描写的闺秀生活倒都栩栩如生，比如：

东风一夜潇潇雨，满径青苔绿到门。

读罢玄华倚窗坐，月光如水静我心。

刚算哥哥输一着，却言有意让我赢。

记得小时闲扑蝶，几回无力依栏杆。

如此等等。假如我们相信其作者都是封建社会的闺中少女，既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又缺少深入生活的机会，那么对于诗中的不合格律及生活贫乏之类或者都可以原谅一二。假如我们认为作者中有不少是男性冒充的，联想到当今中国男作者笔名女性化已成为文学界通病，那么对于封建社会觉悟不高的男作者冒名顶替招徕读者的行径或者也可以原谅一二。

剩下的问题是：这种诗是写给谁看的？

我的看法是，在没有流行歌曲的封建社会里，这种诗主要是写给当时的纯情少年们看的。唯其如此，有些“闺秀”写的诗才不能算作“闺秀诗”。如李清照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如秋瑾的“乾坤特重我头轻”——因为不属“纯情”类。唯其如此，有些男作者写的诗才可以冒充“闺秀诗”，因为特“纯情”，正合少年们的口味，也就不必深究作者的性别了。

我对当今的流行歌曲接触不多，1992年因为参加《海马歌舞厅》的创作，在歌厅里泡了几天体验生活，这才系统地听了一些。总的印象是除了爱情世界写年轻感觉写青春体验之外好像就再没有什么别的内容了——和“闺秀诗”如出一辙（只是闺秀诗以写少女为主，而流行歌曲则少男少女兼收并蓄）。例子就不举了吧。本文的中老年读者倘有疑问，只需就近请教一下自己的弟妹子女，便知予言不谬啦！

古有闺秀诗，今有流行歌，异曲同工，都是为了青春的宣泄。听说，当前有些同志对流行歌曲的内容颇有微词，并试图提高其思想性和教育性，我看这不仅很难，而且也大可不必。青春期与更年期一样，都是人生的一种不正常状态，直说了就是一种“病态”，急也急不得，恼也恼不得，莫如干脆让他们宣泄一下，等这劲儿一过也就一切如常了。

予生也晚，没生在古代，没有闺秀诗可读；予生也早，没生在当代，没有流行歌可唱——我年轻那会儿正好赶上“文化革命”，却是苦也。刘晓庆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她在少女时代把所有的爱都集中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上——在一个没有爱情诗篇、没有流行歌曲、没有青春偶像的时代，少年男女们不就只有这一种选择了吗？

生在今天的少男少女，我羡慕你们！

我羡慕你们，但并不嫉妒你们，愿这羡慕伴着我的祝福——

青春快乐！

庐结西郊

谁能快乐而自由？

文化人聚在一起，有一件很累的事，就是“对讲学问”——语出《红楼梦》，李纨批评宝钗和探春话，你们放着正经事不做，且在那里对讲学问！

某日，英达和我“对讲学问”时提到俄罗斯诗歌，这对我们俩来说都不算“强项”，但两人又都不甘示弱，便都搜肠刮肚地想出些边边角角的诗歌来难对方——我于是提到了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

我知道这诗在中国解放后仅翻译过一次，且印数极少，估计英达未必读过。谁知英达立刻吟出诗的开头几句，“年代没有关系，地点不必提及，却说有一回在大路上，七个善良的农人相遇……”再一打听，敢情这诗正是他令尊英若诚先生当年与人合作由英译本转译的，撞到强项啦！

后来我就顺势跟他借了这译本来重读一遍，我还是上中学时读的，内容早就忘了。

长诗写7位农人围绕“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发生争论，提出了神父、地主、大官、商人、御前大臣、沙皇本人等多种答案，完后就在广阔的俄罗斯大地上长途旅行，上下求索，借以反映当时的俄罗斯社会风貌。

这都不去管它，“快乐而自由”的确是人类的永恒追求。“谁能快乐而自由”？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到当今中国或者当今世界，恐怕也会有好多好多种答案。

小时候我羡慕大人的快乐和自由。有一次，爸爸领了工资回来，我数了数竟有一百五十元之巨，差点儿吓呆了，那时的冰棍分为三分的和五分的两种，能买一毛一根的雪糕已是一种了不起的消费，我想每月有一百五十元收入的爸爸一定能够极为自由地买雪糕，极为快乐地吃雪糕，而可怜的我每天只有五分零用钱，岂不悲哉？

长大了我羡慕孩子的快乐和自由。我觉得我的女儿真是太幸福了，无忧无虑，无牵无挂，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像我天天为名忙为利忙，劳心苦劳力苦，里里外外事事操心，活得太累！直到有一天女儿告诉我她羡慕我不必上学不必考试，我才明白原来我们一直在互相羡慕，我们各有其苦，也各有其乐。

谁能快乐而自由？大人和小孩，男人和女人，干部和群众，城里人和乡下人……说不定都互相认为答案出在对方身上。这也符合辩证法，快乐和自由都是相对的。

鲁迅曾讲过一段类似的话，大意说在酷热的天气中，有钱人还要出去应酬，累得汗流浃背，而穷人却可以打着赤膊弄张破席躺在马路上乘凉，于是有钱人便生出感慨，还是他们自在！如果你要他换过来，他是一定不肯的。他们虽各有烦恼，但穷人绝无开交易所折本的烦恼，煤炭大王也绝不知道北京捡煤核老婆子的辛酸！

——后面还提出“贾府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著名论断，也是说明处于不同地位的人相互之间很难沟通。

人们各有烦恼和忧愁，亦当各有快乐和自由。

那么，有没有绝对的、人人都能享受的快乐和自由呢？我想一定有。美国一家杂志曾统计过世界上最幸福的十种人，排名第一的是“劳累了一天之后，正在给婴儿洗澡的母亲”，以下还有“在海滩上专心致志搭城堡的孩子”、“月光下第一次互诉衷肠的情人”等等，而这些幸福是每个人都有可能享受的，或者说，每个处在这种状态下的人都是快乐而自由的。

所以我们不必自悲自艾，自怨自嗟。

所以我们也不必羡慕别人的快乐和自由，因为这是我们同样也可能得到的！

庐结西郊

梦想未来，也梦想过去

前面提到，上海《文汇报》效法前贤，搞了一次关于“未来中国和未来个人生活的梦想”的征文，承他们不弃，也找到了我。

我首先要说明的是：梦想不等于预言。

预言不能实现就是失败，梦想不能实现仍不失为美丽的梦想。

所以，我敢于梦想未来的中国是一个年轻的中国。她已经卸下了五千年来因袭的重担；她不再老念叨自己“先前阔”“见识高”而且“真能做”什么的；她的目光由依恋过去而变为展望未来；她的追求由虚无缥缈而变得明白实在；她如同一位诗人所说的那样“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

到那时，“祖国——母亲”的比喻将被代之以“祖国——情人”或“祖国——兄弟”，我们对她的爱也就成为平等的，自由的，同龄人之间的，没有负担的，谁也不欠谁的——因而也就是轻松愉快的爱了。

至于我所梦想的个人的未来生活，也就是成为这年轻的中国的一名年轻的公民。虽然，那时我已进入老年，但我希望自己仍然能像年轻人那样纯洁，聪明，潇洒，快活，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或许，我做不到，我也会变得对那时的年轻人特别看不惯，动不动就爱批评教育他们，爱吹自己当年如何辉煌，非让他们也按我的方式生活……不过那也不要紧，因为那时的中国已是年轻的中国了，我这样做将为社会所不容，逼我改过自新。

这是我对未来的梦想。

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些与之相反的梦想：不是向往未来，而是向往过去。

相声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的艺术，我从事这项工作近十年，虽在相声界里也算“新派”人物，但比一般青年人来说怀旧的东西还是多一点。

比如我常梦想我们的生活节奏不要这样快，人们的业余时间可以比较多，于是北京的天桥、东安市场、隆福庙会这样的消闲场所得以真正恢复，相声能够重返剧场（目前主要靠电视传插），重新贴近城市人民的日常生活、因而成为最为他们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当然，其他目前需要被抢救，被振兴的姐妹艺术也得以在此恢复青春。而且我们这儿也并不排斥新的东西，比如说书的说过一段儿《三国演义》，喝口茶，抹抹嘴，惊堂木一拍，接着再说《爱你没商量》……

但怎么可能呢？

现代化的生活节奏只能越来越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谁还能像当年的老北京那样去庙会一逛就是好几天呢？

现代化的艺术形式只能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样，越来越好玩（比如卡拉OK这样的自娱形式），谁还能像当年的老北京那样袖手往场子外一站，顶着寒风听你说一天相声呢？

但也有许多人和我有着相同的梦想。所以有关方面这几年也在着手恢复地坛庙会、天桥茶园这样的消闲场所，只是行家们都说还不够地道。其实，本身就是假古董，聊胜于无而已，骗骗外国人和小孩子的东西，还能多地道呢？

那么，假如有一天，社会真回到我所梦想的时代怎么办呢？那没办法，谁要让历史的车轮倒转，我只好带头儿跟他拼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