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专给女孩看的刊物向我组稿，说要放在“心灵的卡拉OK”栏目中。我猜他们大约看我写过几段相声，想为纯情杂志增添些幽默色彩。殊不知我十年前读大学时也是专攻纯情的：一是研究《红楼梦》，整日里跟宝哥哥林妹妹一道缠绵；二是写爱情小说，带着女孩泪痕的来信也收到不少。后来年岁渐长，又有了妻女，这才渐渐地把这些没要紧的事情都看得淡了——可他们没事儿也不该轻易往这上头勾我呀！知道我意志薄弱又有前科还这么不依不饶地考验我？又是心灵的无伴奏独唱，又是专门写给女孩儿们看的，这不逼着我浅吟低唱重操旧业吗？
下面就是我为那家杂志写的一组稿子。饶放了毒，我心里还委屈得要命，觉得自己很像被土匪胁迫上山落草的良民。
也曾纯情
徐霞
我至今都认为她是我的第一个情人，那时我们都上小学四年级，同桌。
好像是罗曼·罗兰总结过一条规律，大部分寄宿学校的女生都会爱上学校中唯一的男性——自己的体育老师；这条规律——适应中国国情特别是“文革”中的中国国情就变成，大部分同桌的男女同学都会互相爱慕。
可惜我们那年头的风气是男女同学不说话，况且年龄尚幼，还没学会以目传情，所以同桌了几年，仍然如《红楼梦》所谓的“你只知你的心不知我的心”。
我有时趁没人注意，主动找话和她说，但话一出口，往往变得极不客气：“嗨，姓徐的（那时我们男女同学之间都这样称呼）带橡皮了吗？借我用用！”或者，“把胳膊往那边挪挪，别占我的桌子！”每逢这时，她总是乖乖地照我的吆喝去做，毫无表情，更不搭话，惨兮兮的样子好可怜。
只有一次，因为我穿了一件新衣服，她居然主动跟我说话，发表了观感：
“嗨，姓梁的，你这件衣服真漂亮！”
“是吗？”我欣欣然有喜色。
“像女孩儿穿的！”
“去你的！”
说完这几句话，我们俩的脸都红了，那时我们刚到“知慕少艾”的年龄。
当天晚上，我梦见了她。
二十多年过去了，好多事情都忘记了，这几句话却一直铭记。
去年，小学同学回母校聚会，就在原来的教室，就坐原来的座位，于是徐霞又坐到了我的旁边，一切都和二十年前一样。她当然已经长大，可目光中仍然带着童年时代的清纯。其他同桌们都在热烈交谈，只有我们相对无言。好半天以后，她才微笑着说出了一句话：
“嗨，姓梁的，你这件衣服真漂亮！”
我们俩都笑了。
以后，我们俩不来往。
也曾纯情
小晴
她是第一个被我“拥抱”过的女孩，我的表妹。
不过我们并非近亲，甚至根本没有血缘关系——她是我爸爸的婶婶的娘家外甥的女儿。我上高中时第一次回老家，就住在她们家里。
我的老家如今在邓总设计师的设计下已成为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但当时却是一个颇为荒凉的小城（尤其在一个从大城市来的中学生的眼里）。而我家偏偏又属于那种败落了的旧式家庭，老屋还在，阴森森空荡荡，让人心里特别不舒服。幸亏我这位如花似玉的小表妹正放暑假，天天陪着从北京来的表哥四处游逛，这才使我的心情重新变得明亮温暖起来。
有一次我们逛到一座公园。先看动物，只有几只极老的猴子和一头比狗还温顺的狼，让人一点儿也提不起精神，表妹说这里本来还关着一只老虎，后来因为养不起只好送给别的动物园了，全城的小孩都很难过。后来我们又去吃冷饮，只有一种硬得咬不动的棒冰和用糖精香精掺成的汽水，买来一尝就全扔掉了。表妹看我情绪不佳，就提议到河边走走，说完便带头先跑了，我只好在后面紧追，无形中两人扮演了一出几年后才在中国流行的“女跑男追”戏。
河边果然花红柳绿。表妹伸手摘一枝柳叶，怎么也够不到，她回头看了我一眼，嫣然一笑。我会意，四顾无人，就小心翼翼地把她抱了起来。她够到了柳叶，下来了，又拉着我向前跑去。我这时很希望她再摘一些高高在上的植物，使我再有一些这样的机会，但她不，只低头摘一些花呀草呀什么的……她实在太小了！
吃晚饭的时候，她把摘下的花草给她爸爸妈妈看，指着柳叶说：“那棵柳树好高哟，是梁左哥哥抱着我才够到的。”
那年，她十三岁，我十七岁。
后来读唐诗，每读到“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时，总会想到家乡，想到小晴，觉得这句诗像是专门为我写的。
小晴长大以后，在当地一家小厂当业务员。她常有机会跑北京，每次总由我妻子负责接待，我因为忙，很少陪她。
现在，她和我妻子是好朋友。
也曾纯情
欣然
她是我的大学同学，低我两届，至今，我再没见过像她那样富有古典气质的女孩了——相貌清秀举止文雅自不必说，她还属于那种能把古典的东西“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的类型，一举手一投足无不暗含着丰富的底蕴，她后来没有成为古装戏演员实在让我为全国观众遗憾。
我们在大学相识以后，她始终称我为“梁左兄”，我本来想顺势叫她“欣然妹”以为日后关系发展打下伏笔，但每每见她凛然无犯的样子，话到嘴边也就只有变成“欣然兄”了。她好像很喜欢这一称呼，每次听到都笑微微的。
那时我正在刻苦研究《红楼梦》，“欣然兄”也有此好，所以常在一起交流。有一次谈到“钗黛合一”（即1954年被批判的俞平伯先生的著名论断）时我讲了一番话，大意是一般女孩身上均有钗黛二重性，只是搭配比例不同而已，唯一例外的就是你了，只有宝钗的一面而无黛玉的一面，即如宝钗，也偶有“探病”“扑蝶”等流露出真情与天性的时刻，而我好像从未见你像同龄女孩一样的欢笑与忧愁，从而使我对你只可尊敬而不可亲近，真希望你什么时候也向黛玉方面转化转化，使我也可以生出些爱慕之心乃至非分之想……
欣然听到这里，恼了，作色道：“取笑了！梁左兄！这话你应该讲给别的女孩儿听去！”我见她真生气了，连忙道歉，并保证永不再犯，她才算没与我绝交。
终于有一天，她流露了一回真情——我们之间进行了一次亲密的谈话。在火车上。我们是作为特邀的大学生代表去参加一次学术会议，因而两人同行。夜间，在灯光昏暗的硬座车厢里，乘客稀少且都昏昏欲睡，这种气氛绝不适合对讲学问，睡又没法睡（还包含着谁也不想让自己的睡姿被对方看到的因素），于是只能闲聊。她第一次对我讲述了她的家庭，她的童年，她在中学时如何喜欢自己的语文老师，以及她平时爱看什么电影，爱穿什么衣服，爱吃什么零食等等。到了后半夜，两人几乎成为“知己”，临下车时，她笑着说：
“真的，我觉得从今以后都没法儿叫你梁左兄了！”
“那你叫我什么？”
“像你们班同学一样叫你——小梁！”
我心里一震，忙说：“那我呢，我应该叫你……”
她拦住了我：“你还是叫我欣然兄，我喜欢听你这样叫。”
但后来她并未实现自己的诺言，这“小梁”只叫了几回就又改成“梁左兄”了。我知道这两个称呼在她来说是表示亲近和疏远的，至于为什么疏远，她没说，我也没问。好在我一直叫她“欣然兄”没有改口，这回也就省得再改回来了。
后来她给我写了一封信，半文半白，“盖钢宜为刀，则令其为刀；木宜为尺，则令其为尺——欣然只宜为弟，祈兄谅之。”记得当时我也给她回了一封信，用的是曹锟致吴佩孚的一封电报的后两句话：“你要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那封电报的前四句是：“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亲戚虽亲，不如自己亲。”——其时直奉交恶，吴本欲用兵，碍于曹锟与张作霖是儿女亲家，一时犹豫不下，故曹有是言。这个典故对于一个十八岁的女孩来说是冷僻了一些，也不知她看懂了没有。
大学毕业后，我们很少联系，但我每年都能收到她寄来的贺年片，是寄到单位的。
去年年底，我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工作，报到没几天，就收到她的贺年片，而且连地址“前海西街17号”和邮编“100009”都写得准确无误。我调动工作还没来得及通知任何朋友，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打听出来的。
我相信她没有忘记我。
也曾纯情
小珊
我一直都把她作为患难中的好朋友，直到现在。
我毕业于北大，她毕业于清华，我学中文，她学物理，本来各不相扰；但毕业后我们被分配到同一家中央机关，在同一间办公室里度过了三年，这就要算共过患难了。
把坐机关视为“患难”，似乎不妥，但对我和小珊来说的确如此——我们实在太不适合坐机关了！
比如开会。领导说：“共产党就靠开会嘛！国民党才靠收税呢！1921年要不开‘一大’，哪儿来的共产党啊！”言之者凿凿，闻之者惑惑，小珊悄悄对我说：“那1924年要不开‘一大’，哪儿来的国民党啊！”偏偏机关里的会还特别多，而且机关开会不比学校，你带本闲书往旯旮一坐也没人管你——如今我们算是政府官员，开会你老拿本儿书看算怎么回事儿？于是我和小珊都视开会为畏途，每每托词逃会，实在逃不掉也要设法坐到一起，假装认真记录，实则用笔聊天，我至今还记得小珊的几次开场（她写在笔记本上，然后将本推到我眼前）：
“梁，我想和你聊天。聊什么？随便。”
“我昨天看了《波斯人信札》，很喜欢，你呢？”
“你懂四维空间吗？要不要我讲给你听？”
“又该老汪(1)发言了，我真听不懂他的福建普通话。”
再比如接待来访。须知来中央机关谈工作的都是“长”字号的，让我和小珊这样的年轻人听他们“汇报”，给他们“指示”，实在让我们一点儿找不着“感觉”。于是我们只好拼命装出少年老成的样子，我把我爸爸50年代的一套毛料中山装翻出来穿上，小珊也忍疼剪去了她的披肩秀发，竭力朝中年妇女的样子打扮。
至于日常的行政工作，我和小珊也很久不能适应，我说我一看公文就头疼，小珊说她一看报表就眼晕。经过领导的批评教育，我们总算弄明白了“我是革命一块砖，东南西北任党搬”和“我是革命螺丝钉，哪里需要哪里拧”的道理，明白了办公室就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战斗岗位犹如工人的车间农民的田野战士的哨位，更明白了一纸公文重千斤万一出了差错将给国家带来重大损失也给个人带来重大影响，因而工作起来更不敢马虎。只是每逢工间休息的十五分钟都要抓紧时间结伴儿出去散散步，作为缓解。小珊虽是学物理的，对中文却也有些造诣，每逢和我散步时常顺口吟些“痴儿了却公家事”“又得浮生半日闲”的颓唐之论，我也不去理她。终于有一天散步时，我告诉她我决定去大学教书，已蒙领导放行，这两天就要办手续了。小珊怔怔地听着，好半天才说道：“我当然应该祝贺你，可是……你就让我一个人留在这儿是吗？”我连忙安慰她说反正都在北京，以后还会经常见面的。小珊摇摇头，说：“可是以后上班的时候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就剩下我一个孤鬼……”话没说完眼圈儿就红了。
接下来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我和小珊相约到西山八大处去散心——这是我们成为同事之后第一次结伴远足，算是告别吧。在一座香烟缠绕的小庙里，我让小珊许一个愿。她想了想，特庄重、特深沉地说：
“希望我和梁左来生再成为同事。”
我震惊了。虽然我知道她是开玩笑。
小珊许过愿，又恢复了往日活泼可爱的样子，挽了我的手，徐徐向前。
我调离机关两年以后，小珊也调到一个研究所工作。这期间我们分别都结了婚，有了孩子，但也没断了联系。她现在对禅宗很有兴趣，每天早上起来都要“打坐”一番，心平气和后才开始一天的生活。她先生和我也是好朋友，曾打电话对我说：“你劝劝我们家小珊吧，别走火入魔中了什么邪！”
我把这话对小珊转达了，她只是笑笑，什么也没说。
我觉得她近来变得特别不爱说话。
我希望读者把这几篇小文当作小说而不要当作传记去读，因为不仅文中人物的姓名全是虚构的，而且事情也有增删，都是认真不得的。
当然这都是过去的事情，至于现在，因为忙，早就没有这种闲情——但也不能就算六根清净了。记得介川龙之介（他是日本现代最伟大的作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介川奖”为当今日本文学最高奖）有一句名言：
“一个青年在二十五岁结婚以后就再也没有爱上别的女人，庸俗到了何等程度啊！”
我自信我还不是一个庸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