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进入相声界算来已有十来年了，其间接触的奇闻逸事真是不少，早就想写出来给大家看个新鲜，但一是工作忙顾不上；二是如《红楼梦》所谓“竟如乱麻一般并无个头绪可作纲领”；三是当事人都健在，写好写不好的备不住人家不乐意，何苦积德不成反招怨，所以几年来竟没有动手。
后来我友蒋力供职的《中国文化报》要出周末版了，蒋力主其事，让我无论如何写点儿可读性强的文字供读者周末消遣。
对这位老朋友我历来是言听计从的，而我所能写的可读性最强的文字也只有这种相声界的奇闻逸事了，于是决定不管别的，先写了再说。
首批先写了下面几位“大腕儿”，蒙蒋力不弃，竟在《中国文化报》破例用一个整版发了出来，据说还颇受读者欢迎，并有全国各地多家报刊转载。
后来因为忙，就没有再写下去，害得蒋力每次见了我都要问：“梁左先生，这《笑星百态》……”
再后来，蒋力自己也调离了《中国文化报》，见了我也就不再问“梁左先生这《笑星百态》……”了，我当然也就更懒得再往下写了，也就只有下面这几位“大腕儿”了。
就这几位大腕儿
马三立的『文哏儿』
如果在中国相声界论资排辈的话，马三立无疑是健在者中辈分最大的了。侯宝林该叫他师叔，马季该喊他师爷，至于姜昆冯巩等辈，都该尊他为师祖了——当然新社会不讲究这个，我们一般只称他“马老师”“马先生”或“马老”等等。
马先生是相声前辈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他念过私立高中，在今天恐怕要相当于大专了。因而他的相声别具一格，按行话说就是“文哏”用得特别多，也就是说很有现代意义上的幽默色彩，有些包袱简直难为他是怎么想出来的。
“……我写，我写小说！我上比巴金，下比柳青，超过托尔斯泰，不让巴尔扎克，外国有马雅可夫斯基，中国有马三立！高尔基写《母亲》，我写《二姨》！短篇，中篇，长篇，稿费，源源不断，邮局汇款：‘马三立，拿戳儿！马三立，拿戳儿！’有了钱，怎么办？我先买一棉帽子戴……”
我看这段描写真是了不起的意识流！一个人由写小说想到挣稿费并不新鲜，难得的是他居然仿佛听到邮递员喊他领稿费的声音！尤其马先生在表演时把那句“马三立，拿戳儿！马三立，拿戳儿！”喊得此起彼伏，让观众乐不可支；而最后这位未来伟大作家的理想不过是用稿费买一顶棉帽子戴，这种强烈的反差简直令人绝倒！
马先生平时说话也极其幽默，甚至你根本弄不清他是有意还是无意。有一次相声界在大连开会，他老人家在主席台上做了精彩发言：
“……我就说一条儿，咱们到了海边儿可不准背着领导下海游泳，回头有个大事小情的可没人捞你去。咱们得让领导放心，让领导高兴，领导不高兴就是我们犯错误……”
事后我和姜昆越琢磨越可乐：“领导不高兴就是我们犯错误”？那他们当领导的可太省心啦！仔细一想，这不也是中国某些现象的真实写照吗？就连马三立先生本人，在1957年，不也是因为领导一不高兴，就被打成右派了吗？后来有一阵和领导接触时我们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儿，弄得领导哭笑不得：“部台领导对这段相声提出的修改意见你们同意不同意呀？”
“同意同意。”
“是不是有点儿勉强，有点儿不高兴？”
“没有没有，我们是怕您不高兴，您不高兴就是我们犯错误！”
就是在大连会议期间，赶上马三立先生有一天高兴，专门为我说了一段《黄鹤楼》。这是一段传统柳活儿（以唱为主的相声），而马派的表演“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最重要的就是紧紧抓住了人物性格，以人物性格来贯穿包袱。
按马先生的分析，相声中的甲好吹，虽然也会几出戏，但把自己吹得无所不能，所以在台上硬挺着“钻锅”（不会唱蒙着唱）；而乙是一位票友，极想有机会票一出，所以才逼着甲跟自己一起唱——
乙：那要不咱俩唱一出《黄鹤楼》怎么样？
甲：黄……黄什么楼？
乙：《黄鹤楼》呀！
甲：黄……（怀疑地看乙）这戏有你吗？
乙：我当然有啦！您有没有？
甲：我……你就甭管啦！
乙：什么叫甭管啦，您倒是有没有呀？
甲：我，我……
这时观众自然能体会到甲的外强中干，发出会心的笑声。而有些演员不注意把握人物性格热衷于“鲁肃——打卤面”之类的“外插花包袱”（脱离人物、情节而设计的包袱），这样就容易把整个段子演得轻飘飘的。还有些演员把握不住乙的性格，把乙设计成为“醒攒儿”（即心里明白）而故意戏弄甲，这样也会大大影响这个段子的艺术效果。
马三立先生年龄虽大，辈分虽高，但并不保守。他近年来就根据西方幽默改编了不少新段子，而且非常成功。他对我近年来的相声创作（照一些相声前辈看来我的相声创作是离经叛道的）也非常关心，曾对我表示：“如果你给我写一段《虎口遐想》那样的段子，我也能说！”马三立先生年过七旬，对待艺术仍然这样不断追求，不断探索，不断革新，不断进取，令我非常敬佩。
近日，天津的相声前辈杨少华先生来京演出，行前，马三立先生特意关照，你的相声风格比较旧，到北京可以去看看梁左。通过与杨先生的几次交谈，我体会马先生并非仅仅是让杨先生来我这里增加些新的东西，也是为了让我从杨先生身上学到更多的传统相声手法与技巧，使我的相声创作更上一个台阶。
就这几位大腕儿
敌台里听到侯宝林
我平生读到的第一本相声集，是50年代出版的《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相声集》。那是一个文化荒漠的时代，一个初中生能得到这样一本书当然是爱不释手了。
这本书我前后读了大约二十遍，直到几乎能把所有的段子都背下来为止。不能说仅仅因为这本书便决定我后来选择了相声创作工作，但直到现在，我仍然能感受到它对我的相声创作的巨大影响。
第一次听到侯宝林的相声是在插队的时候，说来荒唐，竟是从“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对华广播中听到的。那时“四人帮”尚未倒台，国内风云变幻，我们几个知青收工回来关严门窗，围坐在老乡家的炕头上“偷听敌台”，本来想听到些政治方面的消息，没想到听到的居然是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夜行记》！
这对我们枯燥的业余文化生活来说真是一针强烈的兴奋剂，一连几个月我们都在热烈地议论这段相声，而且每次都能自己把自己逗笑。当然，一位后来的中国相声作家居然是在外国电台中第一次听到自己国家相声大师的作品，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儿不可思议。
第一次见到侯宝林先生是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时，他被聘为我们系的教授，来系里讲课。这次讲课不是安排在教室，而是在礼堂。结果几千人的礼堂座无虚席，我们中文系的学生受优待，每人一张票，其他系的学生只能十几个人摊一张票，很多没票的学生挤在门口，可谓盛况空前。
侯先生讲的题目我记得是相声史一类，但这样的题目除了对中文系文学专业而且还得是像我这样的学生才能产生兴趣外，一般学生根本没什么兴趣，他们来的目的就是见见侯先生，听他说两段儿。但侯先生此时是我们系聘来讲课的教授，并非请来的演员，于是供需双方就发生了矛盾。好在侯先生具有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讲了几句之后即摸清了这是个什么样儿的“场子”，于是在讲演中穿插了大量作品介绍和“现挂包袱”（临时抓哏），于是皆大欢喜。
——现在我有时也被高校请去讲相声创作之类，我吸取侯先生的经验，不管主办单位怎样要求，我始终坚持以介绍作品为主，把史、论之类都减少到最低限度——有几个大学生会像当年的我一样对相声史和相声论感兴趣呢？
我步入相声界之后，被侯先生所在的中国广播说唱团聘为特约创作员。其实侯先生早已退休，不大来团里，我在团里仅见过他一次，匆匆地聊过几句。侯家二公子耀华、三公子耀文和我都是极熟的朋友，侯府也是我常去的地方，但与子女的交往通常以不打扰长辈为宜，所以我与侯先生竟从未深谈过什么。
1991年在相声界的一次聚会上，侯先生做了一个发言，其中谈到相声目前不景气的原因之一就是作者待遇不公：“人家费那么大劲儿写个段子，你给加俩馊包袱就算你的了？名也是你的，利也是你的，那人家谁还写相声啊？”
会后聚餐时相声作家廉春明与我相约给侯先生敬酒，侯先生笑问：“怎么样，我今天讲的对你们写相声的还算公道吧？”
我们忙说：“公道公道，就为这个敬您一杯！”
“公道就好。”侯先生高兴地站了起来，与我们碰杯。我们知道他身体不好，劝他不要多喝，但他还是一饮而尽。
我想起我少年时读的那本书，为什么叫《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相声集》呢？加这“表演”二字，实际上是侯先生有意强调他仅仅是作为相声表演艺术家在表演作品——虽然收入集子中的许多作品，特别是许多传统作品，都经过了他的加工和净化，而这种加工和净化现在看来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其艰巨程度也并不比创作一段新作品轻松——但侯先生仍然认为这仅仅属于“二度创作”，是一个表演艺术家的分内之事。
后来，侯先生身体欠安，先在医院治疗后回家中养病，我曾去电话问候，是侯伯母接的：“梁左呀，昨儿我还念叨您哪！昨儿有人送来一只甲鱼给侯老补身体，我一下就想起您来啦，您要在这儿就好啦！”侯伯母记忆力真好，数年前有一次在侯府用饭，耀文说做一只甲鱼招待我，我说这我拿手呀，于是自己下厨房做了一道清蒸甲鱼，侯伯母尝过之后直夸味道好。听她在电话中提起此事，我忙问：“要不我现在到您府上给您露一手儿去？”就听耀文在电话旁边埋怨他妈：“人家都挺忙的，您提这事儿干吗呀！”然后他接过电话：“梁左呀，我们老爷子好多了，多谢你惦记着……你甭听我妈瞎说，那甲鱼我昨儿都给做得了，比你做的还强哪！”也不知是真是假。
当我写这篇文章时，侯先生还健在；当我编辑这本小书时，他已经离我们而去。
他临终留下话，说他一辈子感谢观众，说观众是他的衣食父母……
就这几位大腕儿
马季说，我要买我是孙子
马季是中国新相声的主要奠基人，尤其是他在五六十年代创作的一批“歌颂型”相声，如《登山英雄赞》《英雄小八路》《找舅舅》《友谊颂》等，虽然今天看来难免带有那个时代的深刻烙印，但在当时的确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马季师承于侯宝林先生，同时也从郭启儒、刘宝瑞、郭全保等相声名家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
他对传统相声手法和技巧的烂熟于胸，以及在创作中的运用自如，令相声界的许多同行叹为观止。
我近来的相声创作与姜昆合作，马季是姜昆的老师，且师生关系相当密切，照理我也应当常有机会向他请教的。可因为他近年来身体不好，医嘱闭门静养，所以我从未登过他家的门。平时在公共场合见了面，也不便深谈，只能客套寒暄两句：“马老师最近身体怎么样啊？”“还可以啊，最近写什么新段子啦？”如此而已。
直到去年五月，我和马季、姜昆等一起到香港访问，这才有了与马老师深谈的机会。我们虽然各住各的房间，但客厅是公用的，马老师的作息习惯是晚睡晚起，我也惯于熬夜，所以每晚看完电视之后，都要在客厅里聊上一两个小时，有几次聊得高兴，竟一直聊到了第二天凌晨——还是我担心他身体吃不消，催促他去休息的。
马老师与我谈话的内容很广泛，他的从艺经历，他对相声艺术的见解，以及相声界、曲艺界的一些奇闻逸事、历史掌故之类，的确使我获益匪浅。这些内容事后我都做了笔记，以后有机会当另为文叙述，这里只讲讲我们在香港的几件琐事。
在香港朝夕相处的一个月中，马老师好几次把我们逗乐了——并不是那种捧腹大笑，而是越琢磨越可乐。因为细想起来，他的“包袱”手法并不新奇，甚至都是传统相声中最常用的，但他用得好，用得巧，用得适宜，因而效果不同凡响——须知干相声这行的整天同“包袱”打交道，真想把我们逗乐也不容易呢！
这里且举两例——
一次，我们几个人一起逛商店。马老师这两年有点儿发福，又打扮得西服革履，完全是大老板的派头。加上香港一般不看大陆电视，所以像马老师这样的著名笑星也不大有人认得，于是他一进门就被导购小姐认定了是位大款，忙前忙后一个劲儿向他推销。马老师刚向一套西装看了两眼，小姐就为他拿了过来：
“先生好眼光，这套西服是最新式的啦！”
“唔，好，好。”
“做工很考究，颜色也很适宜先生穿的啦！”
“嗯，不错，不错。”
“很便宜的啦，打八折，两千九百元一套。”
“您快收好吧——我要买它我是孙子！”
最后这句话是马老师回头小声对我们说的，把我们都逗乐了。后来在香港但凡遇到这类超出大陆人消费水准的商品，我们常说这句话。
还有一次一位香港朋友再三再四地要请我们吃饭，我们因为应酬多，没有答应。正好有一天在吃饭时间路过他开的一家商店，我提议进去看看，若他死留我们就把这顿饭吃了算了，省得拂了他的好意。马老师带我们进了商店，那位香港朋友很热情：
“哎哟，是马先生呀，稀客稀客，你们几位吃过饭了吗？”
我想这下麻烦了。若说吃了吧，万一香港人实诚，必要另约时间；若说没吃吧，你吃饭时间上这儿来，这不明摆着让人家请你吗？还是马老师回答得体：
“啊，我们不忙。”
以上两个例子，都是传统相声中常见的“包袱”手法，但马老师用得特别贴切，就是与众不同。直到今天，我写这篇文章时，想起当时的情景，还有点儿忍俊不禁呢！
姜昆也跟我说过类似的例子。他说有一次在马老师家做客，一位年轻客人自告奋勇到厨房为大家烧水，他粗手笨脚地进了厨房以后，就听里面锅碗瓢盆一阵乱响，也不知道碰翻了什么，于是马季在客厅里大声问他：
“嘿，逮着了吗？”
这也属于那种越琢磨越可乐的包袱——烧水怎么弄出逮猫狗的动静来！
就这几位大腕儿
姜昆遇险记
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我常随中国广播说唱团外出，或体验生活，或创作节目，或听听观众对自己作品的反映，几年来跑了不少地方。
我和姜昆是创作上的伙伴，每逢外出，接待单位通常把我们安排在一个房间，便于讨论节目什么的。说实话，这对我来讲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姜昆是名人，每到一地，必有各种认识的不认识的来探望、闲聊、合影、索字（姜昆写得一手好字），加上电话铃声不断，别说写东西，就连正常的休息也很难保证。
比如有一次我们住在一个县招待所，深更半夜闯进一个小伙子，姜昆本来已经躺下，这时也只好起来接待。小伙子大模大样地和姜昆握手：“姜老师到我们县，对我们全县人民鼓舞很大呀！”完全是一副领导的口吻，然后他也不用人让，就坐到床上东拉西扯，“县委张书记，是俺嫂子的亲舅！酒厂张厂长，和俺爹是拜把子兄弟！俺表大爷在北京七机部，张富贵，你们不认识？”
问他有什么事儿吧，也没事；请他早点回去休息吧，也不走，就那么坐着连吹带侃的让你不得安宁。后来姜昆实在烦了，硬把我往第一线上推：“小张啊，这是我们一块儿来的梁老师，你们多聊会儿，我出去办点儿事”——说完就不知溜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一直躺在床上看书，这时便装作刚刚从书堆中挑了一本最枯燥无味的《曲艺特征概论》递给了他。小伙子翻了几页，大概实在不得要领，又见我只顾自己埋头看书并不搭理他，这才怏怏地告辞了。
第二天，县委领导亲切接见演员，当介绍到县委张副书记时，姜昆小声问我：“这就是‘俺嫂子的亲舅’吧？”我点点头，想笑又不敢笑。
三年前的一个夏天，我们到外地的一家大工厂去体验生活，厂里很热情，把我们安排在厂招待所最好的房间——据说是赵紫阳前总书记来厂视察时住过的。那房间的格局是一厅两室，厅是供会客用的，很大，可以摆下十几张沙发；厅的一侧通往首长休息室，里面沙发彩电办公桌一应俱全，还备有一张巨大的席梦思软床供首长享用；另一侧是工作人员休息室，里面只有两张小床，但也收拾得干干净净。
唐杰忠老师年纪大，占据了首长的房间。我和姜昆住在小间里，研究个节目什么的也很方便。尤其是有单独的客厅，遇到与我无关的客人我可以躲在房间里不受干扰，这种条件在我们平时外出时是不多见的。所以当厂领导一再表示“条件有限招待不周”时，我们真心实意地把这套房间大大夸奖了一番，说您这儿哪是招待所呀，完全是五星级宾馆的总统套房呀，就冲这房子我们下回还得来！
当夜无话。
第二天早上起来，姜昆正在穿鞋，忽然看着窗台愣住了——一只半尺多长的大耗子沿着窗台徐徐走过，胜似闲庭信步。姜昆眼疾手快，“啪”的一声，手里的皮鞋飞了过去，砸在耗子身边，耗子吃了一惊，“蹭”地一下从窗台跳到地上，这时我也抄起一本硬皮书砸了过去，“虽不中亦不远矣”，吓得耗子“吱溜”一声钻进客厅。
唐老师起得早，此时正坐在客厅里悠悠品茶，只等聚齐了我们一道去用早餐。听到里面一阵乱响，正要问出了什么事，见一只大耗子跑了出来，也吓得一愣。他老人家到底是当过解放军，动作敏捷，一个健步冲上去，就把自己住的那间首长屋的门关上了，然后才转过身来，连声喊打。这时耗子在客厅里无处藏身，只能在沙发底下窜来窜去，窜到最后竟无影无踪了。
吃过早饭，想想耗子还在屋里，毕竟不大踏实。唐老师的首长间有一扇小门直通走廊，于是他干脆由小门进出，而把通向客厅的门锁死，省得耗子乘虚而入。我和姜昆无处可逃，只好求助于服务员小姐：您这屋可闹耗子呀，就这条件还接待赵紫阳哪——赶紧想法子吧！小姐有点儿不高兴，说我们这儿是卫生红旗单位，从来没见过耗子是什么样儿，想是你们早上起来迷迷糊糊看花眼了？我们说一人看花眼倒也罢了，难道三个人都会看花眼吗？小姐想了想又说，这两天检修暖气管道，凿墙挖洞的，说不定是过路的野耗子钻进屋里来了，也只是随便转转，并不打算安家落户，你们只管放心。
我们想想有理，那耗子也确实是在窗台发现的，想必现在已经顺着原路返回了吧！
在以后的几天里，那耗子确实再也没有出现过，我们越发坚信了小姐的话，唐老师锁上的门也打开了，大家的警惕性也渐渐地松懈下来。后来又忙着体验生活，创作节目，慰问演出，更把耗子的事扔到脑后了。
到了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我和姜昆下了几盘围棋（他跟陈祖德、聂卫平学过棋，据说已达到业余初段水平，可让我四子），收拾好行装，就早早入睡了。
入夜，我在蒙眬中猛然听到一声惨叫，条件反射般地开了灯，就见一个黑乎乎的东西由姜昆的床上跳到我的床上，然后跃上窗台，眨眼就不见了。再看姜昆，光脚站在地上，用手捂着一只耳朵，龇牙咧嘴的。
“耗子，耗子咬了我的耳朵！”
他把手张开让我看，耳朵上果然有几个细小的牙印儿，还慢慢渗出血来。问他疼不疼，他大叫起来：“你这不气我吗？都流血了能不疼吗？把我都疼醒了！不成！明儿我得跟他们找地方说理去！这叫什么招待所，耗子都成精了！我活了三十多岁，也没挨过耗子咬啊！这叫什么事儿啊！”
我忍不住笑了。
姜昆见我还笑，越发恼了，嘟嘟囔囔的：“你怎么还幸灾乐祸的，一点儿阶级感情都没有？按说这耗子由窗台过来，先经你床再到我床，应该咬你才是，我这完全是替你挨咬，你还不关心关心我——你有创可贴没有？给我找一块儿！”
我找了一块创可贴给他，又“关心”地问他挨咬的经过。
姜昆说他正在做梦，梦中干渴异常，买了瓶汽水正要喝，就觉得右耳如针扎一般，于是猛然惊醒……
“等会儿，你刚才说你喝汽水，是对嘴喝还是用吸管儿？”
“好像是用吸管儿……你问这干吗？”
“不是，你想这耗子半尺多长，它那嘴在咬你耳朵，它那尾巴该耷拉在哪儿啊？”
“怎么，你说我嘬的是那……”
“可不，你不嘬它它能咬你吗？”
“胡说，我，我能嘬那玩意儿吗？”
姜昆知道我跟他开玩笑，不过他还是赶快跑到卫生间去狠命漱了漱口，然后跟我商量：这后半宿怎么办哪？谁知道那耗子还来不来呀？你还敢睡吗？
最后我们决定索性不睡了，在客厅里“手谈”了几盘，混到天亮。
早晨，厂里几位领导都来送行，见了姜昆还一个劲儿客气：“姜老师昨天休息得怎么样啊？睡得好吧？”
“好，好，就别提多好啦！”姜昆此时也想开了，反正今天就走，何必得罪人家呢？谁知人家还一个劲儿热情：
“姜老师什么时候再来啊？这房间我们可给你留着啦！”
就这几位大腕儿
侯耀文的『包袱』
侯耀文四十出头，说相声却已有三十年历史了。他告诉我他说的第一个段子是他令尊说过的《醉酒》，虽然模仿得惟妙惟肖，但观众觉得并不可乐，因为没有人相信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会“醉酒”——直到三十年后，侯耀文仍然牢记这一历史教训，说相声必须得让观众觉得可信。
侯耀文出生于相声世家，一般人总以为他说相声得益于他的令尊侯宝林先生。当然，小时候的耳濡目染也是有的，但侯先生一开始并不赞成耀文说相声，耀文十六岁时考入中国铁路文工团也完全是“自做主张”，直到木已成舟才向家里打了声招呼。
直到现在，侯耀文也很少拿自己的作品向老爷子请教，倒不是因为侯大师教子严格，批评的多，表扬的少，若是点头不语，就算了不得的夸奖了——主要是因为忙，他也忙，他父亲也忙，爷俩虽然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但十天半个月不见面也是常有的事。侯耀文曾引用卓别林的话对我说，人的生命是短暂的，而艺术家的生命更为短暂，白天排练，晚上演出，根本就没有别人的八小时工作制，也难得享受常人的天伦之乐……
侯耀文对相声是下过一番苦功夫的，说、学、逗、唱样样拿得起来，而且活儿路子宽，差不多的传统段子都会说，这在新一代相声演员中并不多见。他的一些“包袱”就脱胎于传统相声，而且用得极“狠”，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见义勇为》：
歹徒：“你起开！要不咱们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英雄：“你还别说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今儿你就是一刀给我扎出十二色来，我也不能让你过去！”
在传统相声中有这样的包袱——
甲：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乙：扎出血了！
甲：白刀子进去绿刀子出来！
乙：扎破胆了！
甲：白刀子进去黄刀子出来！
乙：扎……扎哪儿了？
甲：扎屎包上了！白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
乙：这是怎么回事儿？
甲：什么也没扎着！
这里把红、绿、黄、白四种颜色都说到了，后人再组织类似的包袱就很困难；而侯耀文在此基础上说出的“十二色”，则把这个包袱推向了极端，所谓“用绝了”。
《糖醋活鱼》也是侯耀文的代表作，其中写一个外国人学中国话（行话叫“倒口”，耀文倒的其实是唐山口，即用唐山方言模仿外国人）——
甲：咱们打开窗帘说亮话……
乙：不对，那叫打开窗户说亮话。
甲：打开窗户……那窗帘呢？
乙：你就甭管窗帘啦！
甲：好，咱们打开窗……中国怎么没有窗帘呢？
乙：有窗帘，可这句话就得这么说！
甲：行，咱们打开窗户帘……中国话不好说！
这里借用了传统相声中最常见的“三番四抖”的手法，但又有很大的创新。首先它不是到第四番才抖出包袱，而是每一番都能让观众觉得可乐；另外它也不是单纯地卖弄技巧，而是非常符合外国人的思维逻辑——我曾在北京语言学院任教六年，深知外国人在学汉语（尤其是学这种歇后语、俏皮话）时是如何地转不过弯来。
在相声界，一些年轻同行知道耀文的传统相声功底很深，遇到难题常向他请教，耀文总是热情相助，有问必答，有时甚至热情得让你不好意思，比如有一次我和姜昆在创作一段相声时对一个包袱怎么也不满意，于是双双登门去找耀文讨教，耀文除了极热情地为我们设计好了好几种方案，还非要请我们吃饭不可。
我们说既然到了“饭口”，若在你家随便吃点儿也罢了；若到外边去，还是该我们请你，本来就是我们来麻烦你嘛！耀文说你们来了就是客人，况且创作相声这么辛苦，怎么能让你们饿着肚子回去！只是今天家里没什么准备，就到附近的馆子随便吃点儿，哪儿有让客人做东的道理！最后还是他在附近的吐鲁番餐厅请了我们一顿，我们也没客气，放手点了几个高档的风味菜。
还有一次是在前年筹备春节晚会时，侯耀文石富宽的《买猴新篇》没有通过，领导让他们另外准备个新段子，此时距离晚会只有一个星期，火烧眉毛。
吃晚饭时我们凑在一桌，只见他和石富宽都愁眉苦脸的。这时同桌的黄宏跟我谈起他们的《秧歌情》中的一个包袱——
妻子：“你说，你跟国家主席你们俩人谁大？”
村长：“职务不分大小，都是为人民服务。当然从行政上来说他比我大四级，主席、省长、县长、我，中间的都不算……”
黄宏觉得这个包袱在设计上有毛病，但一时想不出毛病在哪儿。我说恐怕要把“中间的都不算”这句话删去，因为这是一句“挡包袱”（妨碍观众大笑）的话。耀文一听也立刻来了精神，他说还应该强调那个“大四级”，最后再加上一句“我们四个人是这么排的”之类的话，这样就更加可乐了。
他还请黄宏晚上一定到他房间来：“我帮你归置归置，咱非把这包袱给砸瓷实了！”
我说：“你自己那活儿还不知道在哪儿呢，还帮人家归置活儿哪！”
耀文说：“不是，我看他们这包袱就差这么一点儿，我替他们着急呀！”
这时所有的人都说他：“你还是先替你自己着急吧！”
就这就为大腕儿
外一篇 王朔的活法
一位作家在他生前而不是死后，而他到现在也不过才三十出头，并且还是在中国文坛特别不景气的时候，能在文坛内外引起旷日持久的轰动，能让社会各界芸芸众生各色人等敬之爱之慕之忍之不知高低，这不仅为建国四十年来所未有，而且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罕见——曹雪芹也是在他死了以后才出的名儿。
作家名叫王朔，他说他是一不留神出的名儿。
于是让我们这些作家都感到万幸，幸亏他不留神，他要再留点儿神用点儿心那还有我们的活路吗？你自己活也得让别人活呀！
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爱你没商量》中的方波有一句台词，把“王朔的小说梁左的相声”归入到“雅人看了嫌俗俗人看了嫌雅”的三流作品。
剧中人的台词未必代表编剧本人的意见。据我所知，王朔对我的相声历来评价不低，对他自己的小说更是很少这样谦虚，只有在被记者质问时——“听说你一不留神就能写出《红楼梦》来？”他才勉强谦虚说：“我那不是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吗？”
但也的确是“雅人看了嫌俗”，所以就有人说王朔的作品是“痞子文学”，不把年轻人往正道上引。对此，王朔回答得也很坦然：“痞子”云云，从来就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劳动人民的诬蔑。在小说《一点正经没有》中，主人公还教育女儿扣子说：你要小心这世上的坏人，他们都憋着教你学好，好由着他们自己使坏！
其实，王朔的作品可以分为好几类。
比如，从早期的《空中小姐》到近期的《过把瘾就死》，都是属于纯情挚情的，也是最讨女孩儿们喜欢的。我读了以后只觉得他把爱情写得太博大太严肃太正经太执着，倒让我们这些俗人想爱都不敢爱了——在这里，我们见到的是一个爱情上的理想主义者的王朔。
比如，以“警官单立人系列”为代表的刑侦小说，故事性极强，好看，只是社会意义相对就显得弱一些。在这类小说中我最喜欢《各执一词》，全靠人物自己的语言来刻画人物，推进情节，功力不凡——在这里，王朔又变成了一个很不错的侦探小说作家。
比如，《编辑部的故事》《爱你没商量》，还有王朔参与创作的《渴望》《海马歌舞厅》等，都属于商业性比较强的作品，大多是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的，或者一开头就写的是电视剧，然后再改回小说。这类作品受各方面的限制比较多，有时并不能代表作者的真实思想，像《渴望》中全力歌颂的刘慧芳，就绝不同于王朔笔下的其他女性——在这里，王朔真成了一个“写字儿的”，他自己谦之为“字匠”。
对以上三类作品，虽然间或也有人提出各种意见，但大多还不超出正常文艺批评的范围，只有对最后一类也是最重要的一类，即被称为“谐谑”类的王朔小说，才真是“爱的爱死恨的恨死”，许多赞扬连王朔本人一起美化，许多批评也就变为人身攻击。
在这类小说中，王朔为读者展示了一种全新的“活法”，一种在建国四十多年的文艺作品中从未出现过的“活法”，一种在中国历史上的文艺作品中从未出现过的“活法”，因而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一种强烈的、心灵上的震动。
这是一部写给成年人看的童话，“三T公司”、“三好公司”、“海马”编辑部、“全国人民总动员委员会”……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却又似曾相识，依稀可见。对这些全新的故事全新的人物全新的思想，我们传统的文艺理论、审美观念乃至道德标准似乎一下子都失灵了，我们简直束手无策了。
骂一声“痞子文学”扬长而去这种阿Q式的战法当然是最容易的了，但也根本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君不见前几年改组之后号称回到了真正的某某主义者手中的某权威文学刊物，发行量一减再减，与王朔小说发行量的直线上升，倒成了很好的对比。不是说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吗？到底谁服务得更好一些呢？
写小说的王朔，在我看来，是继鲁迅之后，向根深蒂固的“国民性”或称“民族劣根性”继续发动进攻的作家群中的一员。继承鲁迅的大有人在，但真能击中要害、打到痛处的并不多，王朔就是这“并不多”中的一位佼佼者。
鲁迅的讽刺是沉痛的，王朔的调侃是轻松的；鲁迅面对的是五千年的沉重历史，王朔面对的是当今中国的现实生活（有时追溯历史也只到本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鲁迅以他的博大精深使广大知识分子成为其作品的知音，王朔以他的幽默洒脱为自己的作品赢得了更多的普通劳动人民读者……
我不敢说我懂鲁迅，但我敢说我懂王朔。
然而，那些骂王朔、贬王朔的朋友们，你们敢说你们懂王朔吗？
请认真读一读《千万别把我当人》《一点正经没有》《我是你爸爸》《你不是一个俗人》这些有代表性的王朔小说，你会感到轻松潇洒的外表背后有一种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东西，我们这个民族太沉重了啊！
王朔并不是真的在“玩”文学，他的创作态度是相当严肃的。
以他的工作成绩来说，几年来发表了上千万字的文学作品，而且在国内国外形成了如此巨大的影响——或许将影响到整整一代人——这是随便一“玩”就能“玩”出来的吗？
以这样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效率，若是工人，他可以做劳动模范；若是女人，他可以做三八红旗手；若是民主人士，他可以做政协委员；然而他偏偏只是个“写字儿的”，不仅无功而且有过……唉！
我们连资产阶级的文艺都容忍了——如今哪个少男少女不崇拜着港台的歌星影星？
我们连封建主义的文艺都容忍了——从唐诗到宋词，从京剧到昆曲，不仅抢救还要振兴。
我们甚至连奴隶社会、原始社会的文艺也都容忍了——偶然发现个什么还要当作宝贝。
我们为什么就单单容不下一个王朔？